明人林鴻在《飲酒》一詩中寫道：“儒生好奇古，出口談唐虞……一語不能踐，萬卷徒空虚……”這明顯是在諷刺儒生“紙上談兵”，没有做到知行合一。笔者認爲，中國古人所崇尚的“不朽”恰在於對儒家知行合一的堅定貫徹。“不朽”之説來自《左傳》，其中有“死且不朽”“死而不朽”之語。在儒家的話語體系中，人死以後，若其名望、精神、道德、功業等依舊爲人所稱道，則爲“不朽”。换句話説，人必須在行動上有所作爲，纔能實現所謂的“不朽”，如果在實踐層面乏善可陳，那麼就是滿腹詩書也是無用的，此即“一語不能踐，萬卷徒空虚”。《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三不朽”。按照錢大昕的説法，“三不朽”專屬於儒家：“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也。”（《清史稿·錢大昕傳》）“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三不朽’既有文治武功的特定内涵，又有崇德尚志的一般規律，更藴含着知行統一的科學方法。”[39]儒家認爲，不論是立德還是立功、立言，只要出发点是利國利民，就是爲個人“不朽”創造了必要條件；如果没有這樣的儒家式作爲，即便一生享受榮華富貴，也難登儒家“光榮榜”。如明人黄鞏所言：“人生至公卿富貴矣，然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明史·黄鞏傳》）

這裏有必要對立言多作一點説明。或許有人把立言等同於單純的紙上談兵、坐而論道，如果這樣的話，那麽其所對應的人就只能是狹義上的、矮化或窄化了的儒者。我們認爲，真正的立言者一定是以儒家式的擔當精神和責任意識“立”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之“言”，“立”下基於歷史省察和現實分析的傳世之“言”。這樣的立言之舉能够折射出立言者的意志、氣節、抱負、胸襟、情懷。從這個意義上講，構成儒家“三不朽”之一的立言也是一種行動主義，而這樣的立言者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行合一的儒者。如此説來，做學問者的精神或成果只要存在值得後人稱道之處，就符合立言的標準，同樣可以留下不朽的聲名。對於這一點，始終倡行知行合一的真儒者朱熹是高度認可的，他在給程絢的書信中這樣評價程絢之父程迥：“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試，而奄弃盛時，此有志之士所爲悼嘆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宋史·程迥傳》）巧合的是在朱熹殁後，辛弃疾同樣給予他不朽的評價：“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凛凛猶生！”（《宋史·辛弃疾傳》）

筆者曾提出一個觀點：没有行動的儒化，就没有生命的美化。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歷史上的往聖先賢、仁人志士，無不是因儒家式的修爲和行動而使生命散發出奪目的光彩，進而在本人去世以後，又獲得後世的追念和贊頌，實現了“不朽”。單就儒家的典範人物而言，從孔子、孟子到朱熹、王陽明再到梁漱溟，他們無不因行動的儒化而成就了生命的美化和聲名的不朽，他們是真正的“行儒家”。

直到今天，《漢書·藝文志》采納劉歆《七略》的觀點而對“儒家者流”所進行的描述，依然在詮釋儒家、理解儒家方面具有重要的話語權，對於它的價值和作用應予以認可；同時也要認識到，這只能幫助我們理解狹義的儒家。真正的、完整意義上的儒家，本質上應當是一個由遵循儒學核心理念的行動主義者所組成的實幹家群體；一個合格的、標準的儒者應當像梁漱溟那樣，是一個行動主義者（或曰“實幹家”）。這對於全面地把握儒家及儒家思想至關重要。

（編輯：陳金海）

[1]干春松：《儒學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42頁。

[2]干春松：《儒學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7頁。

[3]舒大剛：《〈大衆儒學書系〉總序》，載景海峰：《當代儒學的新開展：景海峰説儒》，孔學堂書局，2015年，第3頁。

[4]這個“學問家群體”還可稱爲“學術家群體”或“理論家群體”。

[5]李承貴曾把儒學傳道的方式歸結爲四種：以身傳道、以文傳道、以事傳道、以心傳道。很明顯，《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之説把“儒家”引向了“以文傳道”，而這只是儒學傳道的一種形式。参見李承貴：《儒學的形態與開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240—247頁。

[6]章太炎：《章太炎學術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192—195頁。

[7]顔炳罡：《人倫日用即道：顔炳罡説儒》，孔學堂書局，2014年，第9頁。

[8]通過互换式考察，我們認爲“儒者”可等同於“儒家”。若細究則可見，在較爲嚴謹的表述中，雖然“儒者”與“儒家”有時混用，但具體用哪一個詞有着明顯的傾向性：當側重於從“群體”的角度考察論説時，傾向於用“儒家”；當側重於從“個體”的角度考察論説時，傾向於用“儒者”。艾愷稱梁漱溟爲“最後的儒家”，是把梁先生放在“儒家”這一“群體”中以後得出的觀點。兹舉兩例。范育在爲《張載集》所作的序中説：“自孔孟没，學絶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横議，異端間作，若浮屠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并行。而其徒侈其説，以爲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爲正。世之儒者亦自許曰……”蔡元培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序》中説：“古代評判哲學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漢、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諸子。近人替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這都是鬧意氣罷了。”范育所説和蔡元培所説中都出現了“儒者”和“儒家”，對於两者，我們认为可以互换，找不出不可互换的理由。

[9]王林：《章太炎》，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7年，第32頁。

[10]牟鐘鑒：《中國文化的當下精神》，中華書局，2016年，第107頁。

[11]“儒家子”即儒學世家的子弟。史書中多次出現這樣的用法。比如，《舊唐書·崔寧傳》稱崔寧爲儒家子，《新元史·陸垕傳》稱陸垕爲儒家子，《明史·楊璟傳》稱楊璟爲儒家子，《清史稿·列女傳》稱陳有量爲儒家子等。

[12]我們認爲，儒學一直在不斷地發展，但它的核心理念始終是仁、義、禮、智、信等，不曾改變。

[13]任繼愈曾説：“孔子開創的儒家是一個學術團體，又是政治團體。”“學術團體”即指學問家團體，而“政治團體”就本質而言，恰是一個由行動主義者所組成的實幹家群體，只是這個群體的成员并不一定都是在朝者或從政者，也有可能是從事“美俗”事業的民間儒者。参见任繼愈：《任繼愈談儒家與儒教》，石油工業出版社，2018年，第45頁。

[14]陳來：《儒学美德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33頁。

[15]王中江：《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會角色》，中華書局，2015年，第6、7頁。

[16]湯一介：《儒學十講》，北京出版社，2019年，第21頁。

[17]湯一介：《儒學十講》，北京出版社，2019年，第34、35頁。

[18]顔炳罡：《“鄉村儒學”的由來與鄉村文明重建》，《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www.daowen.com)

[19]顔炳罡：《人倫日用即道：顔炳罡説儒》，孔學堂書局，2014年，第154頁。

[20]顔炳罡：《人倫日用即道：顔炳罡説儒》，孔學堂書局，2014年，第9頁。

[21]顔炳罡：《人文化成與基層治理》，《人民政協報》2020年1月20日。

[22]牟鐘鑒：《中國文化的當下精神》，中華書局，2016年，第236頁。

[23]梁啓超：《孔子与儒家哲學》，中華書局，2016年，第5頁。

[24]陳來：《守望傳統的價值：陳來二十年訪談録》，中華書局，2018年，第291頁。

[25]實際上，儒者存在於各行各業中。但衡量儒者之爲“儒”者有一個重要的標準，即如牟鐘鑒所言，儒者關注的核心問題應是爲人處世的道德準則。换言之，儒者的一切行動都有一個中心思想（或曰“核心原則”），即要活出一個有意義的、有意思的生命，而其意義和意思恰都體現在道德事功上。不論什麼人，不論做什麼事，只要他的行動遵循着、張揚着儒家的核心理念，我們就可以視之爲儒家、儒者。牟鐘鑒説：“儒家并非一行一業、一教一門之事，乃是公共性社會教化之道。儘管許多儒者從事於各種專門之業，如禮法制度之建設、藝文詞章之創作、經典文獻之考證，乃至於從事士、農、工、商四民之百業，而儒者關注的中心仍在於爲人處世的道德準則。”參見牟鐘鑒：《中國文化的當下精神》，中華書局，2016年，第266頁。

[26]2018年6月29日上午，筆者參加了由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等主辦的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與當代鄉村振興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次會議上，聽到廖曉義女士以“行儒家”稱呼梁先生。稱梁先生爲“行儒家”，看似是對“新儒家”之稱的一種創新，實則出於一種無奈。因爲如前所述，儒家已窄化爲了學問家，所以需要再加上一個“行”字，以强調梁先生是行動的儒學家。

[27]湯一介：《〈師道師説·梁漱溟卷〉總序一》，載梁漱溟：《師道師説·梁漱溟卷》，東方出版社，2013年，第1頁。

[28]艾愷采訪、梁漱溟口述、一耽學堂整理：《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8、320頁。

[29]艾愷采訪、梁漱溟口述、一耽學堂整理：《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4頁。

[30]艾愷采訪、梁漱溟口述、一耽學堂整理：《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83頁。

[31]比如，梁漱溟説：“儒家它站在人的立場，儒家説的話，説來説去，不離開人，它從來不離開人，連鬼神它都不大談”，“他（孔子）本人的學問是這個樣子的一種學問：是生命、生活之學，不是旁的學問”。梁先生還借用羅近溪的話来概括儒家：“廓然大公，物來順應。”這些論述與儒家之“行”并無二致。参见艾愷采訪、梁漱溟口述、一耽學堂整理：《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4、111、130頁。

[32]艾愷采訪、梁漱溟口述、一耽學堂整理：《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5頁。

[33]艾愷采訪、梁漱溟口述、一耽學堂整理：《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8頁。

[34]艾愷采訪、梁漱溟口述、一耽學堂整理：《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41頁。

[35]艾愷采訪、梁漱溟口述、一耽學堂整理：《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42頁。

[36]艾愷采訪、梁漱溟口述、一耽學堂整理：《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43頁。

[37]艾愷采訪、梁漱溟口述、一耽學堂整理：《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2頁。

[38]艾愷采訪、梁漱溟口述、一耽學堂整理：《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13頁。

[39]周秀紅：《“三不朽”的實質藴含、總體特徵及時代昭示》，《理論探索》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