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述，《漢書》“儒家者流”之説只强調了儒家“言”的方面和“學”的方面，而忽視了儒家“行”的方面和“德”的方面。笔者認爲儒家絶不只是學問家群體、學術家群體，不只是一個坐而論道者的共同體，真正的儒家是一群受孔子思想的啓發和感召起而行之的行動主義者，是一個地道的實幹家群體。[13]這要從儒家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展開來説。

陳來説：“中國哲學的傳統非常重視實踐智慧，可以説，實踐智慧一直是中國哲學的主體和核心。儒家自孔子以來，更是强調哲學作爲實踐智慧的意義。”[14]知行合一乃是孔子及後世儒家的立身本色。言與行相比，孔子本人更重視行。在言与行的關係上，孔子主張言行一致、寡言敏行、先行後言。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論語·爲政》）。孔子所推崇的健全人格應當具備智、仁、勇“三達德”，他曾講：“知（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三種美德共同支撑起一個真正的儒者的精神脊梁。也就是説，儒者應當是智者、仁者、勇者“三位一體”的行动者。不論是智者還是仁者、勇者，都是在面對具體的事情時展現出來的鮮活的人格形象，都是在“行動”中造就的。因此我們説，智者、仁者、勇者是完全集中在一個行動主義者身上的，没有行動何談智、仁、勇？孔子的弟子得孔子真傳，亦有相關的論述。曾子一日三省其身的其中一項内容就是“傳不習乎”（《論語·學而》）。子貢繼承孔子“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的思想，同樣倡導表裏如一、内外兼修。子貢對棘成子説：“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論語·顔淵》）於孔門師徒而言，道德不一定來自書本，而且要體現在行動上，踐行道德便是學習了且學好了的最佳證明。如子夏説：“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論語·學而》）恰如王中江所言：“孔子决不是學院式哲學家或書齋中不問世事的學者，他一生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行動。實踐、活動、奮發，在他那裏獲得了鮮明的意義。我們用‘行動主義’一詞來概括他的這一特點……對於言行關係的識見和態度，首先顯示出孔子是一位‘行動第一論者’。”[15]孔子乃至整個儒家群體重學更重德，重言更重行，既要坐而論道，更要起而行道。同時需要强調的是，孔子認同的“行動主義”絶對不是極端的、盲目的，行動主義者不可以爲所欲爲，要在儒家核心理念的引導下做一個真儒者、真君子。湯一介曾把儒家哲學的三大核心命題概括爲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并把知行合一的命題上溯到孔子那裏。他説：

知行合一作爲一哲學命題，雖然是王陽明明確提出來的，但自孔子以來，儒家各代都對知、行問題有過討論。爲什麼儒家重視知行關係？這是由於儒家的精神是入世的，要“明明德”於天下。要“明明德”於天下，就不僅是個理念的問題，必須實踐，必須身體力行，必須見於事功。所以孔子説：“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周游列國，是要“治國平天下”的。我認爲，這就是儒家重視知行關係問題的道理。[16]

關於知行關係問題在儒家的演説中是一重要問題，儒家所重視的經典《尚書》就討論了這個問題，而且總的傾向是認爲知必須行，所以儒家没有把這個問題看成只是一個知識的問題，而認爲它從根本上説是一個道德上的身體力行的問題，是一個基於心性的修養的道德實踐問題。雖然，不同的儒家思想家在論證知行關係時或者有所偏重，但總體上説都認爲知和行是一個統一的過程，兩者不能截然分開。[17]

湯一介還系統梳理了自孔子以來歷代儒家典範人物關於知行合一的重要論述，爲我們全面把握這個話題提供了方便。可以説，儒家的知行合一并不是一個新話題，前人和時賢的相關論述已有很多。笔者無須贅言，只是强調這些研究成果在主要觀點上是比較一致的。

古今許多學者指出，在儒家群體中不僅有作爲學問家、作爲經師的所謂“精英”，更有作爲行動主義者、直面生活與現實、積極踐行儒學核心理念的所謂“愚夫俗子”。泰州學派傳人王棟曾誇贊其師——民間儒學真正的開啓者王艮道：“孔门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纔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爲經師，更相授受，於是指此學獨爲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没而不傳矣。天生我師（王艮），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超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複明。”（《一庵王先生遺集》卷一）陽明的高足王艮開創泰州學派，注重化民成俗，面向基層、深入民間傳揚聖道，以學問家的身份真正践行了儒家知行合一的理念。顔炳罡曾給予以王艮爲代表的泰州學派高度評價，認爲他們“將民間儒學或鄉村儒學理論與實踐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將儒學由漢以下‘經生文士之業’轉而爲‘士農工商，人人皆共此學’之學成爲‘百姓日用之學’”[18]。事實上，今日儒學的傳承与發展依然有賴於把知行合一的理念切實貫徹，讓儒學真正地走向生活，走向民間，走向大衆。如顔炳罡所言：

儒學從來就不是少數哲學家、思想家、歷史學家的奢侈品，而是民衆的生活向導，是人們的生活規範系統。發揚孔子“有教無類”的精神，接續泰州學派的講學傳統，讓儒家從神聖的高等學府、科研機構中解放出來，走向現實生活，將其還給平民百姓，使儒學成爲百姓日用之學，成爲愚夫愚婦能知能行之學，這是儒學在現代社會應有之發展。[19]

顔炳罡曾給儒學下過多個定義，其中一個就稱“儒學是人文化成之道”[20]。他説：“作爲積極入世與身體力行的學問，儒學具有强烈的家國天下情懷與使命擔當精神，‘人文化成’就是這種精神的具體體現。由‘天生人成’的‘生成’向‘人文化成’的‘化成’的轉化意味着由‘獨善其身’向基層治理關照的轉變。‘人文化成’是方法，也是目的，以‘人文化成’始，達‘化成人文’終，是一種文化使命。”[21]無獨有偶，時賢所見略同。牟鐘鑒在談及儒家思想的要點時，亦把儒家歸結爲四個字——“人文化成”，并認爲這是在强調“一個健全的人生應該是一個文化的人生、道德的人生”[22]。一個“化”字体现了儒家重行的精神特質。類似的觀點很多，如梁啓超在概括“儒家哲學”時也説：“儒家哲學，一面講道，一面講術；一面教人應該做什麼事，一面教人如何做去。”[23]梁氏之説突出了一個“做”字，同樣是對儒家立足於行的理念的高度肯定，并且我們還可接續他的話，再加上這麼一句：“儒家還要帶頭去這樣做。”

如果説儒家是實幹家群體的話，那麼儒者就是實幹家。通過實幹對社會有貢獻、有價值，對他人有感召、有奉獻，而不僅僅限於研究儒學、闡釋儒學，這樣纔能够算得上“孔子”意義上的真儒者。有一次，陳來在接受采訪時表達了他對儒者的理解。他説：(www.daowen.com)

“儒者”一詞對我來説是一個比較高的要求。學術界以外的人來看，好像一個讀書人，做一些跟儒家研究相關的事，就可以籠統地稱爲一個“儒者”。但是從我的内心來講，“儒者”這個概念不是隨隨便便提出來的，“儒者”對自己的人格、理想要有一定的要求。在人格的風采方面，“儒者”對别人要有所感召。當這些都能够達到一定的程度（時），自己纔能説，我是一個“儒者”。當然了，這可以作爲一個理想，就是説我正在成爲一個“儒者”，或我内心認可，我願意成爲一個“儒者”。[24]

陳來是知名的學者，是當今中國哲學研究領域公認的大學問家，他謙遜地説自己希望成爲一個儒者。毫不否認，他就是一位儒者。儘管陳來以坐而論道爲文化生命的第一要務，但他的寫作、教學、研討以及圍繞學術的發展与進步而從事的一切活動，足以支撑起他作爲行動主義者的真儒者之角色。他是當之無愧的實幹家，只是他實幹的領域是文化的领域，或者説是學術、學問的傳承与發展的领域。换句話説，陳先生既是狹義上的、學問家意義上的儒者，又是廣義上的、實幹家意義上的儒者。也就是説，從事學術事業和學問研究就本質而言也是一種行動主義，也是一種知行合一。我們并不反對稱學問家爲儒者，我們反對的是只把學問家看成儒者。[25]在被世人公認的大學問家中，還有一位更具典型意義的行動主義者，他便是梁漱溟。梁先生的事迹無須多言，但有一個專門送給他的稱號值得一表。

梁漱溟被看作20世紀新儒家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但與其他新儒家代表人物相比，從某种意义上而言，梁先生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在社會上應當是最高的，究其原因，可能是在於他的“不純正”性——他不是只研究中國的學問，堅守中國文化的本位，而是矢志不渝地踐行自己的人文理想和社會追求。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的創辦人、曾在山東從事“樂和家園”建設的梁先生的擁躉廖曉義女士曾稱梁先生爲“行儒家”，這是非常恰當的。[26]梁先生一生都是拼命幹的真儒者、實幹家。1985年中國文化書院舉辦“中华傳統文化講習班”，邀請梁先生發表演講。這是梁先生自1953年以後首次公開演講，他站着高聲説道：“我是一個拼命幹的人，我一生都是拼命幹。”[27]

儒家之行體現在對倫理道德的堅守和傳揚上，體現在對生命精神的承續和發扬上，體現在對當下生活的順應和改善上，體現在對思想學問的體悟和踐行上。秉持仁愛、崇尚操守、堅奉道義、立足當下、經世致用、精進有爲、以文化人、用行舍藏等，都是儒家之行。在梁漱溟身上，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行，故而我們稱他爲真正的“儒者”“行儒家”。梁先生是當之無愧的學問家，從某种角度而言，他的儒學知識功底其實并不算深厚，甚至有時還顯得很薄弱，他并不刻意追求那些需要死記硬背的所謂“死學問”。20世紀80年代，他在家中接受艾愷采訪時，就非常真誠地承認自己的國學功底很差，坦言自己没有念過“四書五經”，連“極高明而道中庸”“君子坦蕩蕩，小人长戚戚”這樣的話也不能説完全，“因爲古書没有背過，不熟”[28]。但是對於儒學的思想精華，梁先生不僅總結得極其精闢，而且更重應用，他把孔子思想歸結爲一句話——“互以對方爲重”[29]。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遭受不公時，他也能够以孔子的名言“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來表達不屈。[30]對於儒家思想，梁先生亦多有高論。[31]

梁漱溟作爲一個行動家，并没有一生固守象牙塔，而是始終關注并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和政治活動。20世紀上半葉，他曾在山東鄒平從事鄉村建設活動。

從梁先生所佩服的人，我们亦可在很大程度上看出他對“行儒家”的感情傾向。梁先生曾對艾愷説，他佩服兩個人：林宰平和伍庸伯。關於林宰平，梁先生介紹道：“福建人有一位林先生，林先生是我很佩服的，在思想上，乃至爲人都是我很恭敬、很佩服，也是對我有影響的一個人”，“林先生這個人，人品最高了。他好像是人不大留意，好像不大出名似的，其實呢，他最爲梁啓超所佩服”[32]。據梁先生所言，梁啓超去世前把自己的文稿全部交由林宰平審定，可見他對林氏人品和學識的信任。關於伍庸伯，梁先生介紹道：“假如有人問我，你一生所親自見到的、最佩服的人是誰？那我就回答是這個”，“伍先生這個人，就我來看，我認爲是一個純正的儒家，脚踏實地的儒家。這個純正的、脚踏實地的儒家表現在什麼地方？表現在他的生活”[33]。據梁先生介紹，伍氏有個本領：説睡倒頭就能睡着。有一次，梁先生去找伍氏，伍氏説他先休息十五分鐘，結果坐在椅子上真的睡了十五分鐘。對此，梁先生觉得伍氏很了不起，認爲伍氏在生活上做到了“自主自如”[34]。此外，伍庸伯還有一點與梁先生可謂一脉相傳，那便是骨氣。袁世凱稱帝時，衆人紛紛簽字表示擁護，但伍庸伯做了另類，他拒絶簽字。所以，林氏、伍氏两人相較，梁先生更傾向於學習後者。他明確地對艾愷説：“林先生是我很佩服的了，儘管我很佩服，可是給我的影響不如伍先生。如果説我願意學，那我願意學伍先生。”[35]他還從儒家的視角誇贊伍氏道：“他提得起，放得下，普通人提不起，放不下。他是真正能够在他的生命上自主自如。這個學問不是書本上的學問，不是隨便講一講、説一説的學問，這就是孔子的生活之學。”[36]事實上，伍庸伯是一位軍人，在學術上與梁先生并非同道中人，而梁先生却執意以他爲最高榜樣，可見梁先生識人更看重其行動力。换句話説，與書本學問相比，他更看重生命的踐履實修。

如果再從接續儒家道統的角度來探討梁先生的偶像，那麼他所崇拜的儒家人物，除了他一直服膺的孔子外，還有兩位典範人物，即王陽明師徒。梁先生向艾愷表達過他對王陽明的好感：“實際上是我懂一點佛家的道理，在我的思想意識上懂一些個佛家，可是我的實際的生活，我是希望跟着王陽明走。”[37]除了王陽明，梁先生亦表達了對王陽明的高足王艮的欣賞。对於王艮，梁先生這樣評價：“我更喜歡王陽明底下的王心齋——王艮。王艮在社會裏頭他是一個下層的人，他是一個工人，他是搞鹽的鹽場的工人，并且他的門下，王心齋這一派，有許多都是農工，很普通的人，不一定是上层講學問的人。上層的講學問的人，容易偏於書本，下層的人讀書不多，或者甚至没有什麼文化，可是他的生命、生活能够自己體會，這個就行了，這個就合於儒家了，合於孔子，所以我喜歡王心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末了講到稱贊王心齋。”[38]

梁漱溟以精彩的一生經歷展現出了標準的儒家之“行”。以上提到的林宰平、伍庸伯、王陽明、王艮與梁先生一樣，皆爲地道的行動主義者，皆爲“行儒家”，屬於真正意義上的“儒家者流”。由“行儒家”之稱，我们可見儒家之真精神和儒學之元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