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儒家”？在中國文化史上，這似乎已不是一個問題，稍微對孔子及中华傳統文化有些常識性認知的人，可能都不會在理解“儒家”時産生什麼疑義，“儒家”應是一個既可意會也可言傳的概念。自古以來，人們虽對“儒”之來源的解釋莫衷一是，對孔子以後之“儒”的理解却是大同小異的，多數時候“儒”即指“儒家”。干春松在《儒學小史》中梳理了“秦漢時期對於儒家的概括”和“近代學人對儒家的分析”[1]，为我們分析與研究前人的觀點提供了便利。西漢時期，对於“儒家”“儒者”“儒學”的理解，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有如下三種：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淮南子·要略》）

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纍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史記·太史公自序》）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漢書·藝文志》）

《淮南子》把“儒學”説成“儒者之學”，解釋了“儒學”的誕生，實際上明確了孔子作爲儒家创始人的地位；《史記》之説乃司馬遷轉引其父司馬談對六家的評價，“司馬談的基本立場是道家式的，并且吸收了墨家對儒家煩瑣之禮的批判”[2]；《漢書》則采納劉歆《七略》的觀點，明確褒揚了“儒家者流”。對比上文的三則史料可知，《淮南子》的評述是平和客觀的，《史记》转引的評價是略帶貶義的，唯有《漢書·藝文志》的評價因出現“於道最爲高”而體現出對“儒家”的高度肯定。班固對儒家的態度和立場與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後儒學在中國兩千多年帝制時代的文化地位是完全相稱的。《漢書》乃正史，對後世影響很大，劉歆之説經《漢書》的轉述成了關於“儒家”這一概念的定論，“作爲漢家正史的觀點，應當代表了儒學昌明時代最正統、最普遍的主流意識”[3]。不得不説，《漢書》“儒家者流”之説在很大程度上为後人認識和把握儒家提供了方便，對此我們毫不否認。但需要指出的是，從孔子思想本身來看，此説也把真正的儒家矮化或窄化爲學問家群體了。[4]此説所强調的“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都將“儒家”的概念引向了重言輕行的知識群體範疇。王利器在《新語校注》中指出了此説的不完美：“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總之，受《漢書》的影響，後人多從言論、學問、學術的角度來認識儒家、表述儒家、看待儒家，把儒家视作可以和道家、佛家相提并論的學術派别。這其實誤讀了“孔子”意義上的真儒家！這種對“儒家者流”的“誤讀”，不利於把握孔子思想的本质及由孔子所開創的儒學之真精神、真價值。[5]

我们不妨先從“儒家”這個詞的含義入手來展開論説。結合古今文獻資料可知，儒家主要有三個含義：一是指儒學學派，二是指儒者，三是指儒學。

先看儒學學派。孔子在《論語》中唯一一次使用“儒”，來自他對子夏的教導之言：“女（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論語·雍也》）這裏的“君子儒”和“小人儒”應分别指代一類人，但這明顯是非職業性的類稱，與過去作爲教書相禮的行業稱呼是不同的。後來，韓非子將“儒”分爲八：“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顔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韓非子·顯學》）由此可見在戰國時期，“儒”已變成一種非職業性的類稱，變成一種思想文化流派。那麼將“儒”和“家”合而爲一并促其以“學派”深入人心，當歸功於《漢書·藝文志》中由劉歆所首倡、爲班固所承續的“儒家者流”之説。

章太炎在《原儒》中依據墨子“名，達、類、私”（《墨子》卷一〇）之説，把“儒”分爲達名之儒、類名之儒、私名之儒。[6]受章氏的影響，後世學者普遍認爲“私名之儒”是最狹義的儒家，也就是儒學學派（或曰“儒家學派”），與班固的“儒家者流”之説完全一致。作爲儒學學派中人，必定要有與衆不同的標簽。顔炳罡指出，作爲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應當具備三個特點：一是“尊信孔子或者説以孔子爲宗師，自覺地以孔子爲自己崇拜的对象或心靈的歸宿”；二是“堅持道德優先的原則，視道德爲解决一切人生問題、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則，肯定道德的普遍性與絶對性”；三是“同情地了解傳統經典或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有某種意義上的温情或敬意”[7]。可見作爲一種思想文化流派的儒家，它的本質特色是鮮明的，它的職責使命是清晰的。

再看儒者和儒學。我們一般認爲儒家只是一種類稱，不用來指代個人，而儒者的用法則比較靈活，既可以作爲類稱，也可以用來指代個人。但很多時候，人們在表述中往往將儒家與儒者混用，如此一來，儒者就是儒家，儒家就是儒者。舉一個例子：20世紀70年代，梁漱溟研究專家艾愷著有《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一書，書名中的“儒家”便有“儒者”之义。[8]把儒家與儒學混用同樣非常普遍，在許多相關的表述中，两者都是可以互换的，儒學可等同於儒家，也可等同於儒家文化，對此無須多言。

反觀以上所述的儒家的三種含義，第一種是最常見、最普遍的説法，第二、三種是對“儒家”概念的泛用，雖然不很嚴謹，却有“將錯就錯”的意味，長此以往，人們便按照“存在即合理”的邏輯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在這裏，我們之所以從三種含義、三個角度來解讀儒家，就是爲了説明受《漢書》“儒家者流”之説的影響，人們普遍地把儒家與學問、學術、學派等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把儒家指向學問家群體或學術家群體。换言之，人們往往一厢情願地以爲儒家就是孔子一派的思想的研究者、傳承者，就是圍繞孔子思想的坐而論道者。

我们必須肯定，儒家、儒者以學問立身，以學術發達著稱，以擔負文化使命自居、自命，講道德、崇學問、重傳承、鑽學術是其“規定動作”，從“儒”之出現，到《淮南子·要略》《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藝文志》中的表述，一直到今人的界定，都可以看到這一風格特色。特别是《漢書》之説直接影響了後人對儒家及儒者的把握和理解。比如，1935年《大公報》主編張季鸞向章太炎問政時，章氏便主張應該格外闡揚以儒兼俠。這是章氏晚年的一個重要主張。有論者曰：“章太炎在晚年之所以一再倡導儒行和俠義精神，其目的就是糾正儒者柔弱的缺點，而用俠者的‘見死不更其守’‘身可危而志不可奪’的精神，來培養中國人艱苦卓絶、奮邁慷慨的陽剛之氣，義無反顧地投身於抗日救亡之中。”[9]這裏説“儒者柔弱”，要靠俠者來培養中國人的陽剛之氣，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儒者真的柔弱嗎？難道忘記了孔子的“三達德”和孟子的大丈夫之論嗎？可見在章先生那裏，他甚至把儒者等同於陰柔的學問家了！再如，牟鐘鑒在接受干春松采訪時，曾以“民間儒者”來描述他的父親，他説：“我父親有文化，但不是很高的文化，是民間儒者，寫了很多認同孔子儒學的文章，是很忠厚的一個人。”[10]可見，牟先生因爲父親對孔子有認同感，寫過關於孔子的文章，加之“很忠厚”，就把父親當作了儒者。這同樣是把儒者與學問緊密地綁定在一起了。我們説，將儒家、儒者與學問、學術密切結合，這不僅不錯，在很大程度上還有利於我們加深對孔子思想的認知与理解。但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顧慮，即這样極易帶來一種偏見，就是單純地把儒家、儒者等同於學問家、學術家。此顧慮并非多餘，現轉引几則史料以證之：

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史記·叔孫通傳》）(www.daowen.com)

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史記·儒林傳》）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漢書·五行志》）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内史。（《漢書·石奮傳》）

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後漢書·崔駰傳》）

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録九千餘人……儒家以爲榮。（《後漢書·樓望傳》）

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三國志·魏書·杜恕傳》）

琯之出師，戎務一委於李揖、劉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嘗習軍旅之事。（《舊唐書·房琯傳》）

王彦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禮》”。（《舊唐書·王彦威傳》）

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以後，叔孫通認爲儒者可以派上用場了，便替儒者説話。這本來是件好事，但他説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這顯然是把儒者當成搞學問的了。他後來與魯國的儒者共同爲漢初政權制定朝儀，爲劉氏江山“守成”便是證明。此後，公孫弘因治《春秋》而在所謂“文學儒者”中脱穎而出，被加官進爵；董仲舒因“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而被譽爲“儒者宗”；崔駰因“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而被譽爲“儒家文林”；樓望因“教授不倦”而被譽爲“儒宗”。這些同樣是對作爲學問家的儒者的最高褒奬。在漢代，儒者如竇太后所言，被視作“文多質少”，加之當時多以“文學儒者”來指稱宗師孔子的學問家，可見儒家、儒者與學問、學術綁定的緊密程度。唐代王彦威亦在史書中被刻意介紹爲“苦學，尤通‘三《禮》’”之“世儒家”者。在《論語·先進》中，孔子的高徒被分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文學”僅爲孔子教學體系中的一個門類而已。然而到了漢代以後，儒家竟然僅與“文學”緊密關聯，這難道不是對儒家的窄化嗎？此外，叔孫通以“難與進取”貶儒以後，後世仍不乏貶儒者。如上引《杜恕傳》所述，當時的學者“以儒家爲迂闊”，顯然爲非儒之言；再如上引《房琯傳》所述，當時的人想當然地以爲劉秩等這樣的“儒家子”[11]就是“未嘗習軍旅之事”的。這就不单单是對儒家窄化的問題了。

由此可見，把儒家等同於學問家或學問家群體乃普遍現象，而造成這種認識的首因，如上所言，就是受《漢書》“儒家者流”之説的影響，將該説當作儒家的標準定義。我们毫不否認，客觀上講，《漢書》“儒家者流”之説很權威。但此説只是强調了儒家的來源（“蓋出於司徒之官”），由此而引申出職責使命（“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以及劉歆自己對孔子一脉學人主要事迹（“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的總結，不能説没有價值。特别是從追本溯源的意義上講，此説的價值不容否認。但是，若從揭示本質的意義上講，此説也有缺陷。畢竟，“孔子”意義上的儒家的本質，乃是由遵循儒學核心理念的行動主義者所組成的實幹家群體！[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