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瑋皓

摘　要　王船山詮釋《中庸》的“君子”觀，他先論述先天所賦予吾人之仁、義、禮、智尚待後天之人努力落實與體現。船山將吾人之性視爲具有動態性、不停變動流行的存在，天道性理亦唯有落實在生命的具體境域中方具有意義。通過存養察識的内在修養工夫與禮樂教化的外在化成以立人道之極，君子除了使自我的天命得以體現之外，更能通過禮樂化成影响他人，以盡治人心、正風俗之事，而君子人格亦在内在修養與外在化成的内外貫通中得以挺立。

關鍵詞　王船山；《中庸》；君子

在中國明、清鼎革之際，許多儒者感念國破家亡，試圖通過反省、批判并重新詮釋宋明理學以消除當時的社會流俗之弊，而王船山即爲當時的儒者之一。船山欲通過重新詮釋各家經典来反思時代的困境并作出回應。

船山著作宏富，而亡佚者亦復不少。他雖遍注群經，但身爲儒者自然仍是以“四書”爲主要的詮釋對象。船山之“四書”學并不是專爲訓詁、考據“四書”而作，而是藉由“四書”以构建起自己的思想體系。(www.daowen.com)

筆者此前曾寫過船山“四書”學的相關文章，并指出釐清船山處理經典内涵的基本視域有助於當代學者理解船山的義理旨趣。之前的論文僅對船山“四書”學中其他部分進行了探討，此次將繼續嘗試探討船山對《中庸》的詮釋。

目前，关於船山对《中庸》的诠释，學界的討論大抵集中在“天道”與“性命”方面，如陳來对此即有相關討論[2]；或討論船山如何詮釋《中庸》，如解頡理與曾振宇曾提出船山詮釋《中庸》的四個特點[3]。上述學者的討論皆有精闢之處。然船山作爲一個前朝遺民，從讀經以濟世、出仕爲國到隱入山林，并以詮解經典爲自己人生的使命。此生命歷程體現了古代中國士人在内聖與外王間的挣扎，因此在船山的詮釋視域下，宋明理學所言之性理唯有落實在具體的情境中，并通過内在修養工夫的實踐與外在禮樂制度的教化方具有意義，進而君子人格得以挺立。

李長泰指出，君子可通過内在修養工夫以至德。[4]然對於船山而言，欲立君子之道，僅言内在修養工夫是不够的，仍須通過人文教化立己而能立人。因此，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在船山的詮釋視域下，《中庸》的“君子”觀如何得以确立？

鉴於上述的動機，本文試圖立足於王船山詮釋視域内在的脉絡，通過對相關的重要概念进行分析辯證，揭示船山詮釋視域下《中庸》“君子”觀的旨趣，給上述問題一個較爲合理的解釋。以下即依上述架構逐步展開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