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自欺与自慊:独立体认

自欺与自慊:独立体认

时间:2023-11-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謙”讀爲“慊”,“自慊”就是以求“快足於己”[12],是本己的自我愉悦、自我滿足。此外,“小人閑居爲不善”時雖然處於一種自欺而不自知的狀態,但其“意”必然仍是“好善惡惡”的,所以纔會“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可以説,《大學》“意”章正是從這種心靈固有的好惡傾向(意)出發,以“自慊”體認“獨”的意識根源。之所以用“獨”而不用“己”或者“心”,是爲了强調“獨”的個體性、獨立性與完滿性——“獨體”。

自欺与自慊:独立体认

《大學》“誠意”章云: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寬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11]

此章直接引用曾子語,説明作者對曾子的道德意識有着相當自覺的繼承,朱子以之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并非没有根據。對“獨”的解釋有很多,但是,如果我們暫時擱置字義訓解的争論而順着文本的理路思考,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獨”與“誠”具有直接且密切的關聯。“誠”可以指内心的真誠,如曾子守約而來的“自反而縮”,但當我們説内心的真誠時,我們究竟在表達什麼?這種真誠又從何而來?在《大學》中,“誠意”顯然要更深入一層,而非籠統地説“誠心”。“誠意”的反面是“自欺”,但人如何能够自我欺騙,即常人所言“昧着良心”?這種自我欺騙到底發生了什麼?難道是一個我去欺騙另一個我,抑或是一顆心欺騙另一顆心?無論是將“我”還是“心”分而爲二,都會陷入一種“以心觀心”的無限倒退。且在這種二分法中,欺騙本身變成了對象化的,又如何是“自欺”?或可理解为,此是在良知本心被遮蔽的情况下,而這種遮蔽來自更深層次的自欺,即一種自欺而不自知的狀態,此即沉淪。沉淪之人失去自身的獨特性,淪爲“單向度的人”,淪爲“常人”。人生在世,對外在的禮儀規範的遵從難免淪爲一種習焉不察的機械重複,如此則個體的生活世界只在一片黑暗無别的朦朧中,“毋自欺”即要從此沉淪的狀態中超拔出來,面對真實的自我。這就需要反身體察本己最真實的情感實存,由此真實情感而引發的活動纔具有澄明的意義。

何謂真實情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謙”讀爲“慊”,“自慊”就是以求“快足於己”[12],是本己的自我愉悦、自我滿足。對好色與惡臭的好惡無疑是“天理”的内容,因爲任何對自然情感禁欲主義式的排擠都是反人性的——“制欲非體仁”。但我們不能僅僅停留於此,还要從這種感官的好惡中領悟“意”的真實指向,此即誠意。但此“意”并不是廣義的意識活動,而是具有根本的指向性,它的基本内容是好、惡兩端。儒家講“合外内之道”,但此種“合”是建立在嚴格的内外區别基础上的。《性自命出》中説:“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13]“所好所惡”指向外在之物,而“好惡”則是心靈的固有傾向。儘管不同的人“所好所惡”之物有所不同,如每個人喜歡、討厭吃的菜都是不同的,但“意者,心之所存”[14],這種“喜歡”與“討厭”作爲心靈的固有傾向,則是非對象性的、必然的、持久的。以好惡爲性并不等於否定“性善論”或者傾向於“自然人性論”,因爲作爲“性”的好惡并不是對象性的,而是一種概念化的指向。既然“所好所惡”都是外在之物,那麽對具體物的追求就不能屬於心靈的固有内容。孟子所謂“性命之别”[15],即建立在這種内外分别的基础上:真正的“性”是内在的、必然的、本己我屬的——“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一切“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的都是外在的,“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盡心上》)。更進一步説,經驗層面的“心之所同然”其實并不具有永恒性,而“好善惡惡”則是儒家所謂真正的“心之所同然”,此即是好惡之真幾。《大學》所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中庸》所謂“同其好惡”,皆不是指感官慾望,而是建立在“好善惡惡”的道義基礎上。因此,這種“自慊”不是感官的愉悦,而是一種智性的愉悦,它標志着對自我生存狀態的滿足,“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www.daowen.com)

朱子釋“獨”爲“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又认为“慎獨”是於獨知之地“審其幾”[16],蓋源於他對這種“自欺”或“自慊”的心理狀態有着深刻的體會。不論是自我欺騙還是自我愉悦、自我滿足,本質上都是心靈所獨自知道的内容。既然是獨知,他人之好惡就不能作爲“我”之好惡的根據,“我”必須反己體察内心最真實的好惡之意并持守之,使它不爲外界所擾動,否則心靈便處於被動的狀態,無法保有真正的主體性。但“獨”的這種獨立性并不意味着自我設限、自我封閉,也并不會走向“自大狂”,因爲“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礼记·大学》)。由於人與人之心靈具有共通性,即“心之所同然”,因此非言語式的心靈交流便成爲可能。此外,“小人閑居爲不善”時雖然處於一種自欺而不自知的狀態,但其“意”必然仍是“好善惡惡”的,所以纔會“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礼记·大学》)。對小人而言,這是一種道德他律,而於君子則是自律,两者的區别在於能否體察到内心真實的好惡之幾。爲何人皆“好善惡惡”?爲何世人在沉淪的過程中仍會有向上的力量?我們固然可以稱之爲“人性的光輝”,如黑暗中的一點燭光。儒家堅信這種“燭光”是人之所以爲人最真實、最本真的意願。可以説,《大學》“誠意”章正是從這種心靈固有的好惡傾向(意)出發,以“自慊”體認“獨”的意識根源。

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人之實存原本是身心、内外一體的,誠於中者必形於外,而内外的分離乃是一種異化的狀態。“慎獨”的意義即在於從人的内在情感與外部社會的疏離狀態中展露出來,但這種展露并不藉助於他者的監督,而取决於自我的覺醒。之所以用“獨”而不用“己”或者“心”,是爲了强調“獨”的個體性、獨立性與完滿性——“獨體”。“獨”的本體化途徑固然與“天命”“天道”相貫通,但我們不能將“獨”視爲“以把握天命自居的完全的封閉式的生存狀態”,如此則不免淪爲自大狂,而要“在天命中理解慎獨”[17],此即思孟學派對獨體進行提攝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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