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慎獨之學的形成無疑與曾子有着密切的聯繫。更確切地説，曾子即便不是慎獨觀念的直接提出者，也應是慎獨觀念的先行者。從現有的文獻來看，“慎獨”最早可能出自《大學》的“誠意”章。據朱子言，《大學》經文曰“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傳文則曰“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6]。不過，即便不承認《大學》爲曾子或其後學所作[7]，曾子與慎獨觀念的聯繫也無法輕易被否認，因爲曾子之學的核心理念“守約”完全可以被視爲慎獨的先行觀念。牟宗三曾指出：“‘慎獨’這個觀念孔子没有講，孟子也没講。如果你要追溯這個觀念的歷史淵源，那當追溯到誰呢？當該是曾子……孟子曾經用兩個字來説曾子，就是‘守約’這兩個字。‘守約’就是‘慎獨’的精神。所以，‘慎獨’這個觀念，是緊扣孔門下來的。”[8]當然，這種说法并不是出於嚴密的歷史考證，而是義理上的判斷。

何謂“守約”？《孟子·公孫丑上》載：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趙歧注：“縮，義也。惴，懼也。”《釋文》云：“縮，直也。”[9]“縮”就是正直、道義，“自反”即所謂“反身自省”。孟子此處與弟子討論的是勇敢的问题，而他引用的是曾子得之於孔子的話：無論任何時候都不畏懼并不是真正的勇敢，如若我有不義不直之心，則會感到心虚，此時即便只是面對平民百姓，我内心難道不會感到惴惴不安嗎？如若真正意識到道義在我，即使是與天下人爲敵，也堅决不會退却。在這裏，孔子傳授給曾子的“大勇”并不是血氣之勇，而是德義之勇。孟施舍憑藉“無懼”所達到的“不動心”，其實是以自身的血氣强行克制自身的本能反應（如恐懼），以保證心靈的安寧，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守氣”。曾子之守乃是通過提升心靈的主體地位，以道義爲心靈活動的規定性根據，從而保证心靈不爲一切外物干擾，因此是更“簡約”的。當然，以“守約”概括曾子之學并不只是籠統地稱贊它的簡約性，而是要説明孟子之学把握了更根本且更具有必然性的東西，因爲，只有真正從根本上具有必然性的方式纔可能是最簡約的。當孔子感慨“吾道一以貫之”時，唯獨曾子能够心會其意：“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且不論曾子所得是否爲孔子的原意，“一以貫之”所蕴含的“約”的精神的確爲曾子所得。(www.daowen.com)

從另一個角度看，“約”又有約束的意思，《論語》中多次提及的“約之以禮”可以視爲孔門的基本教法。但“約之以禮”仍是用外在的、具體的禮儀規範去約束自己，偏向於道德他律，曾子的“守約”則更傾向於内在的自我操守、自我約束。《論語·學而》載曾子語：“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三省吾身”的具體内容雖然是經驗層面的，但該行爲本身則是主體心靈純然内在的自我反思，這是自我約束意義上的“守約”。牟宗三認爲“守約”的確切含義在於“用心於内以清澈自己之生命而期吾無一事之非理”[10]，即指“約”的此種剥落作用。“約”之兩方面含義的内在關聯是：一方面，曾子所守之所以更簡約、更根本，是因爲他所守的恰恰就是那個“約”；另一方面，主體的自我約束、自我歸約、自我剥落必然指向那個終極的、簡約的目標，也即必然指向那個“一”。“獨”的基本含義也恰恰是“一”，即獨一無二。

不難發現，曾子由“自反”與“守約”而達到的“不動心”中已然藴含着一種本心人格的堅守、一種獨立而不改的自我意識與道德自覺，此即是慎獨的基本内涵。因此，慎獨之學即便不是曾子本人直接提出的，它的精神也已經内化於他的整個生命中。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論語·泰伯》）其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在此“弘毅”中，一種獨立的道德人格得到挺立，但這種臨淵履薄的道德意識能否得到更本質的説明？譬如，“士”爲什麼不得不“弘毅”？“仁”爲什麼是“己任”？是外在“天命”的要求，還是心靈本來就樂於追求、甘於追求的東西？所謂“樂於追求”，是指一種真正源自内心情感的意向；所謂“甘於追求”，是説心靈能够於這種追求中獲得一種自我的滿足感。在“慎獨”最初形成的《大學》“誠意”章中，這兩種向度都得到了充分、具體的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