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是對真理的追尋。因此那些眼睛一直盯着真理的人纔是真正的哲學家。”[2]這是柏拉圖论哲學時給出的古老定義。因此：

追求真實存在是真正愛知者的天性；他不會停留在意見所能達到的多樣的個别事物上的，他會繼續追求，愛的鋒芒不會變鈍，愛的熱情不會降低，直至他心靈中的那個能把握真實的，即與真實相親近的部分接觸到了每一事物真正的實體，并且通過心靈的這個部分與事物真實的接近、交合，生出了理性和真理，他纔有了真知，纔真實地活着成長着；到那時，也只有到那時，他纔停止自己艱苦的追求過程？[3]

由此可知，哲學是對真理的追尋。但究竟追寻什麼真理，不同時代、地域的哲學家有着不同的看法。每個人都在追尋着屬於自己的真理。如儒家與道家對真理的理解就很不一樣。在政治哲學中，最古老的也是最基礎的問題就是：到底什麼是“最佳政制”[4]？有一种说法是，潘朵拉打開魔盒后，釋放出人世間存在的邪惡，如貪婪、虚無、誹謗、嫉妒、不公正等，而人世间存在的希望与美好却被關在魔盒中。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後世的哲人一直在追尋潘朵拉打開魔盒以前的那種没有灾禍、生活寧静、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美好社會。只要有痛苦與煩惱，哲學就有它存在的價值。在政治哲學的視域中，人們一直在討論、比較不同的政治體制，希望有一個完滿的社會制度造福人類。

這種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最佳政制”的追尋，在傳統中國表現爲王道社會。王道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核心理念。王道的實質是以理想的政治之道建立理想的人間秩序。它既是儒者的一種人文信仰，也是他們希望能在國家治理過程中落實的制度與方法。王道作爲一種文化理念，它的核心是以道德仁義爲原則，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達到天下爲公的大同社會。[5]由字面意思我们可知，所謂“王道”就是由聖王而行其道，或者得聖王而行其道。[6]從現代政治學的角度來説，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頂層制度設計。這種藉助聖王提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學説的方式，在春秋戰國時期隨着“上帝”“天”信仰權威的衰落變得尤爲盛行，由此而形成了一股“聖人崇拜”[7]的思潮。在戰國時期，特别是戰國中、後期，隨着各地諸侯陸續稱王，“王道”一詞在諸子百家中使用得越來越多。除儒家外，墨家、法家、道家等也反復地使用。如《管子》《商君書》《文子》《韓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中就有直接論述王道的篇章段落。(www.daowen.com)

這些不同“王道”理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政治制度、文化、經濟的變動有着密切的關聯。《漢書·藝文志》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披露，指出：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説，取合諸侯。

由此可知，在“國野制”社會和政治制度崩潰的狀態下，士大夫們希望藉助諸侯的力量建立一個和平安定的太平社會。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説道：“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淮南子·氾論訓》中也有幾乎一樣的評論：“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因此，當孔子率先構建一套王道信仰體系時，其他學派似乎有了一個參考标准，對之提出不同的意見。如墨子對孔子的王道思想提出了質疑，他大量的觀點都與孔子不同，如“兼愛”“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葬”“節用”等。後來，孟子對墨家學派的一些觀點進行了吸收和反駁。以莊子爲代表的道家學派以及稷下學派對儒家的王道思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荀子在吸收各家之長的前提下，以儒家的王道思想爲核心，對他們進行了批評與質疑，維護了孔子王道的正統性。下面我們以孟子爲中心來闡述儒家王道理念的基礎、王道社會的構建與實踐、王道思想中隱含的困境以及面對困境時进行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