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政治家的孔子雖然不顯，但他恢復周禮的文化理想始終如一，他“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的政治理想一生不變。他曾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論語·子路》）這些預言雖未經過長時間的歷史驗證，但從孔子五十歲之後的短暫從政經歷及政績中可以得到一些佐證。如：

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别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44]

孔子仕魯的時間雖不長，但對外取得了夾谷會盟的外交勝利，對内治理魯國取得了移風易俗的良好效果。“墮三都”的行動也是爲了解决魯君受制於“三桓”這一問題，雖然失敗了，但彰顯了天下無道、陪臣執國命的亂世窘境。

最值得今人津津樂道者當数孔子在去魯周游的十四年裏，師徒多次遇到險境所作出的預言。如畏於匡時，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再如去曹適宋，孔子與弟子習禮於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45]又如，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斯文在兹”“天生德於予”“君子固窮”所體現的是孔子高度的文化自信與儒家的立命擔當意識。所有的艱難困苦終會過去，所有的經歷與預言都塑造了儒家的基本品格。無論是追隨的弟子還是後世儒者都以孔子爲標杆，爲他的預言所感動、啓迪、激勵。至於孔子晚年所謂“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論語·子罕》），雖帶着些許宿命的意味，但毋寧説是對天下無道亂世的控訴。

孔子对一些具體事件亦有預言，此不可歸入上述三類，故簡而言之。如《孔子家語·辯政》中記載孔子通過商羊鳥預測齊國要發生水患，引一童謡“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來預測“今齊有之，其應至矣”，并且讓齊國整治溝渠、修築堤防，後果然“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46]。又如《論衡·明雩》篇中所載預測下雨事：(www.daowen.com)

孔子出，使子路賫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於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賫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47]

再如，孔子從材質與長度等信息推知箭矢的來源：“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派使者問孔子，孔子認爲是肅慎氏之矢，詳細講述了此箭矢的來由，并從舊府中尋得而證之。

此種意義上的預測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指向未來的預測，而是基於高度的文化自信與廣博的知識儲備所作的辨識了。此時所体現的是孔子的博学與对民族文化的自知與自觉擔當。孔子的預言在何種意義上是可以被理解的，以及預言的人文性與真理性意義確實值得我们思考。上述孔子三類的預言實可開顯出一個新的思想境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