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教育家的孔子開一代私人辦學之風，秉持“有教無類”的招生標準，加之長期教育實踐所歷練出的不凡育人才能，展现了美譽度極高的先師形象。孔子有弟子三千，可謂閲人無數。孔子與學生是一種亦師亦友的關係，且大多保持終生的聯繫。孔門師生的關係已然超越了普通師生關係而近似於親子關係，可謂塑造了師生關係的典範。當孔子卒後，弟子們有守喪三年之舉，真可謂一日爲師，終身爲父。

孔子何以受到弟子如此的擁護與愛戴？不難想見，這與孔子對弟子的前途與命運所秉持的愛心、憂心、耐心是分不開的。如在季康子召冉求回魯國爲官時，孔子非常高興地説：“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2]（《論語·公冶長》）他極力稱贊學生志向遠大、文采斐然，樂於推薦他們去從政，認爲“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孔子世家》），當然樂見其成功。當看到“子貢方人”時，孔子勸導子貢説：“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論語·憲問》）孔子从弟子成長、成才的角度考慮，對好多弟子也進行過適切的評價。如“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論語·先進》）。孔子用“愚、鲁、辟、喭”四個字，將學生高柴、曾參、顓孫師、仲由的性格特點恰當地總結出來。非知之深，孔子不可能總結得如此精到。再如“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孔子对顔回近道而空匱、子貢貨殖而屢中的總結亦很精到。

孔子甚至用預言的方式説出了弟子們未來的學業、命運。

（一）商也日益，賜也日損

孔子預言“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孔子家語·六本》中記録了此次預言，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3]

首先，“商也日益”。卜商，字子夏，衛人，是孔門“四科十哲”中“文學”科的高足。“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的子夏在《孔子家語·執轡》中留下了人與萬物的關係等方面的宏論。对於子夏，子貢給出了“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的評價，而孔子則給出了“老聃亦如汝之言”和“各其所能”的評價。子夏後來在魏國獲得了“聖人”的高度評價。孔子殁後，子夏任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以師禮事之，他成爲魏國治國理政的重要智囊。[4]錢穆考證表明，方孔子未卒，子夏固已顯名，至是（子夏年六十二歲時——引者注）則巍然大師矣。[5]楊寬據《禮記·檀弓》與《論衡·禍虚》推測“子夏於晚年退居西河教授，西河之民視之如同孔子”[6]。子夏贏得了與孔子比肩的聲譽，甚至促成了魏國百年霸業，文化意義重大，歷史影響深遠。可見，孔子“商也日益”的預言最終成真。

其次，“賜也日損”。端木賜，字子貢，衛人，是孔子四科十哲中“言語”科的高弟。子貢對老師孔子極爲崇敬，當孔子卒後，别的弟子守心喪三年，相訣而去，子貢則“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7]。

從孔子對子貢“汝器也”“夫我則不暇”的評價中，从子貢“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賜之墻也及肩”以及“何敢望回”“賜也聞一以知二”[8]的言説中，我们可以大體推知子貢學問的大本未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子貢始終未明孔子之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句，後世众说紛紜。有云，孔子不言“性與天道”，故子貢未聞；有云，孔子言之，而未與子貢言，故子貢未聞；朱熹甚至還解釋爲“子貢已聞而嘆其美”。朱熹之説固不可從。汪喜荀認爲《易》乃“天道”之説，“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傳是學”[9]。此説似是。孔子因材施教，“四科”之分不爲無緣。至於言之與否，一則當與弟子天賦高低、才學深淺有關，子貢之才不足以與其言“天道”，所以“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10]；二則孔子或曾與之言而子貢未識斯道。

《論語》他處孔子與子貢的對話，更可證此説。孔子曾啓發子貢説：“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贡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論語·衛靈公》）當同樣的情况發生在曾子身上時，孔子直接道與曾子：“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宋儒尹彦明認爲：“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11]在另一處，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顔淵》）子貢所問終在“言”，而不及“道”。曾子所言夫子之道爲“忠恕”與夫子自道之“恕”内涵相似。子貢以“言”問，而夫子以“道”答。子貢終不識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亦宜乎？夫子非不言，只是子貢未識耳。

“賜之日退”的預言在先秦典籍中得到了印證。如子貢與另一位“清净守節，貧而樂道”[12]的原憲對話後“逡巡而有愧色”[13]，以及子貢自道“賜倦於學矣”[14]“賜爲人下而未知也”[15]，我们从中可以得到某種佐證。另，子貢在與衛將軍文子對談中，回答孔門弟子“其孰爲賢”時，評價了九位同門之後，對以“賜也固，不足以知賢”[16]。此語雖是子貢自謙之詞，但從其後孔子對子貢所言“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17]的情况來看，恐亦有其實處。由此可見，“賜也日損”的預言亦非虚言。

最後，將子夏與子貢對比合觀。《論語》是孔子卒後門人相與輯而成者。其中子貢最妙之言論當数贊頌孔子，爲孔子回護之譬喻，如“日月”“宫墻”之類，顯示出子貢“言語”科高足的風範。子夏則在《論語》中論學佳句頗多，顯示出他的深切妙悟。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君子有三變”（《論語·子張》）等。子貢可以説“護教”有功，而子夏則學道有得。雖説两人於孔門皆爲功臣，但從學問的角度來看，两人實已有高下之分。

孔子生前曾對弟子進行分類評價，這就是有名的“四科十哲”：“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18]（《論語·先進》）孔子對弟子的排列順序，説明孔子生前子貢學問的排名位居子夏之前。《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中記述的孔門弟子，其中前十位即是《論語·先進》所載之“四科十哲”，順序亦如之，且有“以德行著名”“以口才著名”“以政事著名”“以文學著名”的評語，而其他弟子則没有類似的評語。此正可與《論語》相互印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七十二弟子解》中記録子夏的文字最多，達107字。其他弟子少則5字，僅述姓名，多者如顔回有49字，而子貢僅有20字。由此可見，子夏的影響力確乎後來居上，成爲儒家弘道之中堅。(www.daowen.com)

儒家在孔子身後離分爲八，此事在《韓非子·顯學》中有記載：“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顔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19]無論“儒分爲八”之“八”有何學術争議，“八儒”中雖未必有子夏，但未有子貢一席之地確是事實。但從有無後學來看，子夏則勝過子貢遠矣。先秦典籍似無子貢後學的記載，而關於子夏後學的記録則鐵證如山。

《論語·子張》中子游批評過“子夏之門人”，可證子夏之學確有傳人。朱子嘗解“子夏之門人”章言：“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20]由此可見，子夏之學有卓然成家立派的事實。孔子對子夏有“商也不及”的評價，也有“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的贊許，更有“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這樣的棒喝式教誨。所有這一切無不貫穿着孔子深深的教育之功與文化期許。

另，《荀子·非十二子》中對子夏後學述曰：“正其衣冠，齊其顔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21]子夏後學被荀子譏評爲“賤儒”而非之，可能是因为荀子親見、親聞子夏後學的姿態。此從另一個側面可見子夏學派確實具有一個學派的樣態。且荀子僅對子夏後學不滿，而對子夏本人并無半點批評，甚至在《荀子·大略》中還載有“子夏家貧，衣若縣鶉”[22]，然仍甘於貧賤而不仕亂世驕君的氣節故事。[23]

梁啓超在講到孔門弟子及後學時，雖對子夏的器量、規模有微詞，但還是作結論道：“揣想當時最有勢力，且影響於後來最大的，莫如子夏一派……後來漢儒所傳‘六經’，大半溯源於子夏，雖不可盡信，要當流傳有緒。所以漢以後的儒學，簡直可稱爲子夏氏之儒了。”[24]劉師培也認爲：“子夏、荀卿者，集六經學術之大成者也。兩漢諸儒，殆皆守子夏、荀卿之學派者與？”[25]

無論是先秦典籍的記載，還是後世學派的流傳，皆可證孔子的預言“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最終成真。孔子此預言之所以如此準確，主要原因是從“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説不若己者”的角度言説，得出“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的學問之道。此與在子貢問爲仁時，孔子告之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正相合。陸九淵認爲：“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孔門如子貢即無疑，所以不至於道。”[26]陸氏亦指出了子貢不至於“道”的原因是爲學無疑。當然，從孔子對子貢“汝器也”的評價中，我们也不難想見子貢身上有濃厚的功利主義色彩。此從子貢後來的行誼履歷中也可得到驗證：他的心思非在學而在商。這是孔子對弟子的性情、閲歷、學问等進行綜合評價之後得出的預言：雖不中，亦不遠矣。

（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孔子預言“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論語·先進》記録了此次預言：“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這段話展现了一幅師生同堂同樂圖。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國人。孔子有兩个著名的弟子，文有顔回，武有子路，两人皆是時刻挂在夫子心尖上的學生。孔子因材施教，弟子個個成材，呈現出獨特的氣象與風格。其中，閔子騫顯露出一種中正之氣，子路显露出一種剛强之氣，冉有和子貢則显露出一種和樂氣象。當然，“子樂”二字，有學者認爲當爲“子樂曰”，也有学者認爲自“若由也”起當别爲一章。[27]很明顯，“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一句非常突兀，大煞風景，也讓人忌諱。孔子并未忌諱，還是説出了口。而這一句，一語成讖！孔子對子路的預言不止《論語》中的這一處，在《孔子家語·好生》中，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强氣，而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氣，則刑戮薦蓁。”[28]孔子后来引用《豳詩》勸誡之。

孔子爲何能準確地預測子路“不得其死”？這與孔子對子路性格的準確把握分不開。從“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鷄，佩豭豚，陵暴孔子”[29]“不畏强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30]“有勇力才藝”[31]等記録中，我们不難想見子路的性情。

孔子一直未放弃教化子路，以化其“好勇”的秉性。《論語》中隨處可見孔子對子路的“敲打”。如“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語·述而》），“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論語·先進》），“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論語·先進》），“由也兼人，故退之”（《論語·先進》），“由也喭”（《論語·先進》），“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32]。即使在“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论语·子罕》）這樣高度評價、深度贊揚之後，孔子聽聞子路終身誦之，而以一句“是道也，何足以臧”（《论语·子罕》）進行貶抑，實現了教育的中道平衡。當然，這也是孔子針對子路好勇而进行的因材施教。

孔子最終未能阻擋子路之死。“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33]孔子聽説衛國内亂，竟隨口説出了“嗟呼，由死矣”的話語，後證實子路“已而果死”。子路抱有“食其食者不避其難”[34]的想法，最終“結纓而死”。子路之死讓晚年的孔子非常傷心，他於庭中哭子路，“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35]。結合《論語》《孔子家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對子路性格的描寫，以及孔子對子路的幾次死亡預言，子路最終因衛國内亂“結纓而死”就不是孔子的一語成讖，而是可以理解、可以預料之事。如《道德經》中也有“强梁者不得其死”[36]語，可見這是一生活實踐經驗中事。子路之死雖驗證了孔子識人，但實是子路的性格悲劇。與其説孔子多年的教育最終没有完全改變子路的性格，不如説子路游於聖門，没有徹底改變自己。大而言之，子路之死是那個時代與社會的悲劇。

此外，孔子還預言過其他弟子的未來，且較爲準確。如被孔子以“朽木”“糞土之墻”語駡詈過的孔門“言語”科的高足宰我，他向来有“利口辯辭”之稱，後來參與齊國田常作亂，人生結局是“夷其族”，孔子耻之。於此可見，孔子開創了儒家知人論世的傳統，成爲後來儒家重視人才鑒别的先導，爲後來中华文化傳統中的人物品鑒提供了理性而非神秘的方法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