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文比較引人注目的是“好惡，性也”“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兩種關於人性的命題。

“好惡”是人之情感。《論語》中經常出現好學、好之、好仁、好義、好禮、好信、好剛、好直、好勇、好人、好古、好德、好色等，有時“好”“惡”并舉。比如《論語·子路》曰：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上述好、惡都屬於情感的範疇。但是，此类情感在孔子、曾子及後來的孟子那裏，都不是被排斥和否定的，而是受到重視的。人有好惡正是道德意識得以树立的基礎。從儒家的論述來看，發自人性的好惡本身是有價值取向的。只有經過後天的影响而作出的好惡選擇，纔會出現偏失。簡文説：“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這裏的“好”“惡”都是動詞，即喜好與厭惡。根據人的本性，人有好好惡惡的本能，而物則是喜歡與厭惡的對象。這句話不能理解爲好惡是人性，而只能理解爲好惡是人性具有的功能和发挥的作用。好惡是人的喜怒哀悲之情的前提。好惡作爲本能如《論語》所謂“能好仁，能惡不仁”、《大學》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反映了人的道德情感的價值取向。也就是説，好惡同時意味着善惡的問題。蒙培元認爲，“善不善”和“好惡”是對應的，“勢”和“物”是對應的，“所善所不善”和“所好所惡”是對等的。[19]由此来看，“善”与“不善”都不是名詞而是動詞。(www.daowen.com)

“喜怒哀悲之氣，性也”，這是以氣論性。这种观点在先秦時期是比較少見的。“喜怒哀悲”是情，而“喜怒哀悲之氣”則是内在的，“及其見於外，則物取之也”。這種“氣”的發動是受到外物影響、誘導的結果，表現出來就是“喜怒哀悲”之情。

郭齊勇認爲，《性自命出》以喜怒哀悲之氣和好惡來界定“性”的同時，申言此“性”是“天”所命的，是内在於人的，“實際預涵了此能好人的、能惡人的‘好惡’之情即是‘仁’與‘義’的可能，‘仁’‘義’是内在禀賦的内容”[20]。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説，“人性的禀賦來自天之所降的命。此與生俱來的好好惡惡的情感偏向，就是人之所以爲人的特質。好惡是内在本能，也就是内藴的喜怒哀樂之氣。人的情緒情感的表達，是由对象化的事物引起的，是表現在外的。質樸的好惡之心所引發、所牽動、所作用的對象雖然是外在的客觀的物事、現象、力量、動勢等等，但内在的主宰或主導，還是天命所降之人性。人性脱離不了情氣，且附着於情氣之上，但性與情氣仍有區别。請注意，情氣不僅僅指自然情欲，也指道德情感。爾後孟子着力發揮的，正是天賦的道德情感，并由此上升爲道德理性”[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