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文説：“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知情者能出之，知義者能入之。”對“情”的重視也是本篇的一個亮點。蒙培元説：“《性自命出》的最大特色，在於它的情論，而不是性論。”[13]李澤厚指出，“情”在這裏占據了重要的位置，這無疑是正確的認識。他還認爲“情”是“性”的具體展示。[14]

“情生於性”在《性自命出》中出現了兩次，可見作者對它的重視。這種觀點與《語叢二》的説法是一致的，可見两者可能出於同一學派乃至同一作者。《語叢二》曰：“愛生於性，親生於愛。欲生於性，慮生於欲。智生於性，卯生於智。慈生於性，易生於慈。惡生於性，怒生於惡。喜生於性，樂生於喜。愠生於性，憂生於愠。懼生於性，監生於懼。强生於性，立生於强。弱生於性，疑生於弱。”

关於“性”與“情”的關係，郭齊勇指出，這與《中庸》所謂“未發”和“已發”完全相同。[15]先秦儒家對“情”的看法與宋儒、明儒是不同的。宋儒、明儒基本上持“性善情惡”論，對“情”有較大程度的輕視或否定。先秦儒家是肯定“情”的，认为發自内心的真實的情感恰恰是仁心的體現。《禮記·禮運》説：“何謂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不學而能。”意思是説，人類的這七種情感是與生俱來、不待後天培養的。所以，《禮記·禮運》接着有“達天道，順人情”的说法，這無疑是對人情的充分肯定。(www.daowen.com)

不過，《性自命出》對“情”的肯定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即這裏的“情”從内容上講當然包括喜、怒、哀、悲（或喜、怒、哀、懼、愛、惡、欲）等情感，但是從性質上講則必須是純粹的、本真的情感。這些情感本於本心，因此具有誠、信、真、實的特徵，進而纔是善的、美的、好的、可貴的。這是人的道德意識的基礎。雖然蒙培元反對將“情”理解爲情實，而主張解釋爲情感，但是他也認爲：“這其中，還包含着善的意思，即‘反善複始’之善。”[16]只有在這樣的意義上，纔能説“道始於情”。這從下文“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厚”的表述中亦可看出。這個“情”與《中庸》的“誠”實際上有一致性，觀下文“信，情之方也”“凡人情爲可悦也。苟以其情，雖過不惡；不以其情，雖難不貴。苟有其情，雖未之爲，斯人信之矣”可知。

“道始於情”肯定了人的生命的本真情感對人道的奠基作用。“道”不是悖逆人情的，而是基於人情的。“始者近情，終者近義”是説人道的發端處是“情”，它的歸結處或歸宿則是“義”。結合下文“愛類七，唯性愛爲近仁。智類五，唯義道爲近忠。惡類三，唯惡不仁爲近義”，我們可知這裏的“情”實際上就是“仁”這種情。“知情者能出之，知義者能入之。”其中的“之”應該代指上面的“道”。這裏的“出”和“入”應該理解爲行道和明道。因此，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把握和體知到人情就能够行道，把握和體知到“惡不仁”的“義”就能够明道。這實際上是将“仁”“義”對舉。愛類應該就是“好”，惡類應該就是“惡”。由此不難看出，好惡與仁義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