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自命出》開篇云：

凡人雖有性，心亡奠志。待物而後作，待悦而後行，待習而後奠。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於外，則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知情者能出之，知義者能入之。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勢也。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直接談到了“性”與“天”“命”的關係，屬於“性與天道”合一的思維方式。其實，這一看法既是對孔子天命觀、人性論的進一步深化和凝練，也为後來思孟學派的人性論奠定了基础。有學者認爲，孔子所講的“性”缺乏形而上的意味，爲人性尋找形上學的本源和根據，是《性自命出》纔補上的缺環。[4]這一看法是站不住脚的。當然，孔子對“性”與“天道”關係的表述顯然不如《性自命出》明朗，這倒是要承認的。(www.daowen.com)

李維武認爲，《性自命出》提出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在“性”“命”“天”之間建立起了兼有發生學意義和形上學意義的聯繫。該篇儘管没有交代“天”是什麼，但是很明確的是，“天”是被作爲人的生命存在的本源和根據的。[5]《性自命出》對“天”的關注其實不如對“性”的關注多，即本篇主要是圍繞“性”來展開論述的。本篇對人性的論説，主要是圍繞着“天—命—性—道—情”的邏輯結構予以展開的，正如東方朔所指出的：“天道性命在本篇中始終是點發的、遮詮的，這種點發與遮詮也可以説是‘存而不論’的。”[6]因此，本篇從根本上而言不是玄思哲學，而是實存社會學；不是本體抽象，而是實存描述。也就是説，在東方朔看來，本篇談論“性”没有采用本體論的面向。“本體論的面向即便有，也只是高高地挂在‘天’上。”[7]我們認爲，儘管論“天命”不是本篇的核心，但是不能因此否定由此建立起來的“人性”與“天命”的貫通所具有的形上學本體論色彩，换句話説，即便只是高高地挂在“天”上，也不能否認它本體論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