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命］》記黄帝受命、立制、統天下之事。黄帝建國於天下之中，作爲天下大君宗主，立四方輔相[4]，開創了“四達自中”的集權一統局面。黄帝自言受命配天，稱余一人。他立制有兩方面的成就：其一，“乃立王，三公；立國，置君，三卿”，即在中央與地方建立起王國與諸侯國兩級政權，亦建立起以王、公、君（諸侯）、卿爲代表的封建爵等，下啓“二帝三王”以來的封建制度。《經法·論約》曰：“故能立天子，置三公。”《稱》曰：“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百里，所以朕合之也。”所言合於春秋之前的封建制度。其二，造曆法。“數日，曆月，計歲，以當日月之行”，即觀測日月運行，制曆明時，以應萬民生活、生産之需。若論黄帝治世之道，乃以“三才”説爲據，形成其法天、則地、治民之思想。如曰：“吾受命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又曰：“允地廣裕，吾類天大明。”又曰：“吾畏天［愛］地親［民］，立有命，執虚信。吾愛民而民不亡，吾愛地而地不曠。”因受命於天地而得位，故以尊天法地爲治道理念的根本，其中天爲受命登阼之本，地爲生財養民之本，民爲建國立邦之本，故必以天、地、人爲治道根本。《十六經·果童》記黄帝曰：“夫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天、地、人“三才”緊密相關，是君治實現之根本。“三才”説反映了古代對自然和社會的整體性認識，因爲天、地、人三者備具，方可形成對宇宙世界包舉無遺的完整反映。黄帝治世之道的又一層面是“吾苟能親親而興賢，吾不遺亦至矣”，即認爲“親親而興賢”乃治道之至高準則，乃取自儒家的理念。《禮記·中庸》曰：“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親親而興賢”乃儒家爲政修道之仁義大節、禮制之樞紐。《立［命］》大抵以黄帝的口吻總括其政道治績，且以之爲《十六經》開宗明義第一章。從黄帝受命、立制、統天下之大業的叙述中，我们明顯可見儒家治道理想的影響痕迹；此乃儒家對“三代”以來帝王治道系統的繼承總結，代表着当時國家治道思想的主流。其實，無論當時哪一家哪一派，只要欲平治天下，大體皆難摆脱此種模式，即便黄老道家亦不例外。此篇實乃《十六經》的篇首叙論，記黄帝受命、立制、統天下之事，意在以此引領以下諸篇記事。(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