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具备考察DNA能力的时间不长，分子遗传学直接研究DNA的能力出现仅仅20多年。此前，人类只能用间接的方法研究变异，主要研究对象是DNA编码构成的蛋白质。1901年，人类发现了第一种亚细胞蛋白质——血型，第一次定义了遗传差异。1960年代，美国的统计学与遗传学结合，研究发现了许多个体的根是遗传的，这个根就是蛋白质多态性（protein polymorphism）。达尔文收集了大量有趣的证据证明他的进化理论，但是达尔文没有进行直接的统计学显著性的任何实验，他的各种结论长期停留在外在的观察分类上。

理查德·列文庭（Richard Lewontin）是几个大学的兼职教授，必须四处上课。他在从芝加哥到路易斯安娜的巴士上，用统计学分析计算证明现存人类属于一个种，亚种分化不存在，种族不存在。从此，群体遗传学（Population genetics）诞生了。

美国生物学家、遗传学家理查德·列文庭（1929—），是通过数学手段研究群体遗传学（population genetics）和进化理论的先驱人物

1970年代，欧洲的一批科学家尝试用数学方法解决遗传学问题。费希尔的两个学生，遗传学家卡瓦利·斯福扎（Cavalli-Sforza）和安东尼·爱德华（Anthony Edwards）经过20多年合作，不是参照外在的形态数据，而是根据内在的多态性，计算绘制出了一棵与众不同的谱系树。他们的数据来自全球的15个群体，在不可胜数的无数种多态性中，他们采用简约（parsimony）方式筛选出几十种典型多态性数据。从此，计算遗传学（Computational biology）诞生了。

列文庭和斯福扎的研究成果，激起巨大反响，他们的结论与我们以前的猜测相反—人类的关系原来如此互相接近。列文庭的统计分析发现，如果人类确实进化了几百万年，为什么人类的“种族”之间没有发生显著的遗传变异？斯福扎的各种谱系树，一个又一个分支都向同一个主干的根部靠拢。

其他科学家参照他们的新方法进行了更多的分析计算，都得出类似的结论：

列文庭研究显示各个群体中人类遗传变异主体85%+7%=92%属于一个群体

卡瓦利·斯福扎的谱系树，根据经典的多态性显示若干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

群体遗传学发现，所有人类属于一个大家族。

计算遗传学发现，各个群体指向同一个主根。(www.daowen.com)

于是，一个共同的疑问产生了：人类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先祖？

千变万化的肤色和外观区分了各种人，但是我们身体内在的遗传数据悄悄告诉我们，我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大。那么，我们互相接近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呢？1970年代早期，蛋白质的数据无法解答这个疑问。1970年代后期，DNA的测序技术得到的各种基因数据令人瞠目结舌。

沃特·吉尔伯特（1932—），美国物理学家、分子化学家，世界上最早的分子生物化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弗雷德里克·桑格（1918—），英国生物化学家，历史上获得两次以上诺贝尔奖的四个人之一。
他们两人和另一位美国生物化学家保罗·伯格（Paul Berg，1926—）分享了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保罗·伯格发明了DNA的重组技术）

1977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沃特·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和英国剑桥大学的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分别独立开发出两种DNA快速测序方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中，弗雷德里克·桑格的方法适合实验室而获得广泛运用，最终引导人们尝试开展基因组的大规模测序，引发了人类起源和多样性认识的一场革命。

1980年代，被DNA测序技术武装起来的擅长统计学的群体遗传学家，深入他们的前辈不敢想象的多样性和多态性的数据海洋里，用硅谷的最新电脑技术和不断升级换代的软件系统开始了新的探索。

1980年代，分别面向女性DNA和男性DNA的探索开始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伦·威尔逊研究只在母女之间代代传承的线粒体DNA；斯坦福大学的卡瓦利·斯福扎研究只在父子之间代代传承的Y染色体的遗传标记。这两套办法的成功运用勾勒出人类的早期迁移过程，并且发展出一批新的工具和方法学，可以破译我们的DNA记录的历史信息。

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正在转换为一种大规模的计算科学。

现在，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段崎岖不平的科学研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