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的文化有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远隔千山万水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学者余英时先生认为，希腊与以色列都是属于“外向超越”型的，中国恰恰相反，可以更明确地界说为“内向超越”。问题是，轴心时代的东、西方导师们所得出的人类终极关怀的觉醒，有没有沟通过信息呢？如果说有，是什么方法？如果说没有，为什么会出现同样的结果呢？为什么余时英先生又界说西方是“外向”、中国是“内向”的超越呢？余先生说：为什么我用的是“内向”而不是“内在”，因为“内在”的英文用词是神学上的名词，指有一个神一样的东西存在。而是不是有神存在我并不知道，没办法证实，只能说它的方向是向“内”的。在西方，最高的东西无论是上帝还是柏拉图的观念，都是外在的，要去追求的。只有中国是收到心中，收到内部。所以，孔孟谈的都是从内心怎么与“天”结合，这里的“天”不是指早期宗教中向天祈祷，而是与内心结合，这就走上中国哲学的道路了。所以“内向”比“内在”好得多了，“内在”会引起误会和混乱。既然用了超越，再用内在，本身就有矛盾。神学家可以用辩证法把这个矛盾解决，但是我不能采取这种方法，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我研究的是历史上这种变化是怎样进展的。结果通过研究历史恰好证实了我的看法，这种看法我称之为“内向”的。我书中讲的就是怎样内向来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摘自2014年网帖余时英：中国精神归宿“内向超越”）。以上余先生谈了两点核心内容，可以回答“殊途同归”问题。西方是修今生求来世的追求（外向）；中国是修今生天人合一的内敛（内向）。二者最终都会实现人类“终极关怀的觉醒”的超越。其实“内向”与“内在”没有什么差别，关键在“内”和“外”。其实内向的超越本身并不矛盾，老子讲的“圣人被褐而褱玉”就是“知我者贵”的内向超越。即只有让外在的识神收敛，使内在的元神不被玷污，按照老子所说的规范、准则修道，就能了解自己内在元神的“真我”而达到知本知末的“我知”。“到那时。你那完整的‘我’，不仅能认识宇宙之外的‘吾’，也能认识宇宙的内在的‘我’，从而使我与宇宙共融为统一的‘我’”（培真语）。这就是难能可贵的超越。

那么，远隔千山万水的东西方的导师们会不会有沟通呢？上述内容使我联想到“神交”一词，后世社会应用该词多在宗教界和文化界。“神交”一般有表达精神上的交往，心意投合，未谋面的交谊，思慕的深切，通过神灵而相交，能隔空与他人作精神交流等等注解。抛开鬼魂、神灵等迷信色彩解释，“神交”是一种很正常的人生现象。古有“心照神交”成语，又有心领神会，心心相印，心到神知等近义词被广泛使用。不能一谈“神交”即色变，这里讲的是什么道理呢？还得从“绝地天通”说起。培真先生在《修真与龙文化》中有专门章节论述“绝地天通”。《山海经·大荒西经》《尚书·吕刑》记载有“绝地天通”神话，传达着古圣的训诫：“率自中，无作聪明乱旧章。”“率自中”即是“旧章”，即上古圣哲能够抱一守中而洞开天门以通天道，就会顺从天道的规律以得福。由于“重”和“黎”各执一端，断绝了天地之间的信息交流，从此地上的黎民也就不再知道九重天上的真消息了，也就关闭了与天道通同的“天门”，任凭后天识神无限膨胀，机巧之心搅乱了世界的和谐秩序。这种“聪明”就乱了“旧章”。培真先生认为：“《山海经》《易经》《道德经》以及《尚书》中的某些段落，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微妙融通的关系。你也会觉察到，道和儒在上古时期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及人类后天智慧的不断开发，才使得许多人自动关闭了自己的天门，隔绝了与天道的通同，从而才产生了道与儒的分歧。于是就有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是与非，也产生了宗教及占卜的迷茫世界”。很显然，这种天地间的信息交流，就是人与自然的“神交”。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息的交流呢？老子的道是天道无为，当你的能革除自我的有为欲心，渐次过渡到无为之心态时，便靠近了自然之道的无为无极，即可与天道的通同。《西升经》云：“人能虚空无为，非欲于道，道自归之。由此观之，物性岂非自然哉？”如果说我们遵从“率自中”古训，按照老子《道德经》的宗旨去躬行修道，即会感知宇宙和生命的本质奥秘。又因为“道”是唯一的永恒存在，就会出现中西方圣哲体验的一致性（“天下无二道”），“轴心文化”远隔千山万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就不难理解了。(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