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荆门郭店竹简《老子》的出土震惊学界，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它澄清了传世本所附加的艰涩之词，恢复了其本来面目，终于找到了《老子》的原著。当时是什么情况呢？“竹简《老子》有三种，荆门市博物馆的崔仁义先生经整理研究后，认为它们各自独立成书，暂称之为竹简《老子A》、竹简《老子B》和竹简《老子C》。其内容除《老子A》和《老子C》有相当于传世《老子》半章的几十个字雷同外，俱不相重。”“崔仁义先生认为：郭店1号墓的墓主可能是太子师保，三种竹简《老子》作者各异，可是抄定年代大致都在楚怀王后期至楚顷襄王前期，简文一共分十六组。这些意见都言之有据。当然，‘组’只是姑且名之而已（见1998年出版的《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序言）”。时隔两年，邹安华编著《楚简与帛书老子》出版，《老子ABC》里包含有《大一生水》，编成十五篇三十九章，名曰《道德真经》。笔者仔细研读了竹简《老子》，认为“竹简《老子》”与《道德经》相差甚远，不应该列入道典，应该列入儒家典籍。其理由如下：

1.竹简《老子》“各册无题名”“为探讨老子其人其书提供了线索（见《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前言）”。说明，郭店竹简的定名还有探讨的余地。

2.竹简比帛书的抄写时间早100多年，对于推测为《老子》“滥觞的源头”或得出“时代越晚，部头越厚”再推论，最后用1700余字的竹简去否定5000余字的帛书，理由并不充分。在中国文化里，甲骨文有“德”字，金文有“道”字，说明道德的文化概念源远而流长。老子所处的时代，不仅有成熟的思想文化，而且属“轴心时代”的先进文化，至今仍不落后。有学者认为，老子的著作为个人专著，不存在后学“续作”问题。从通篇的文意看，帛书《道德经》以外的传世本，反而有不同程度误抄或改动。司马迁记载其著作有两种：“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也说过“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竹简《老子》既然“无题名”，为什么没有确定为老莱子的“著书十五篇”呢？同时出土有大量的儒家典籍，为什么没有列入儒家典籍呢？如果说里面有《老子》的内容，仅“几十个字雷同外，俱不相重”。

3.对《老子》著作的甄别，应立足于著作本身内容理解的完整性、统一性、思想性和文化性。甄别的基本观点是，用“事理”解《老》就会千差万别，用“道理”解《老》只会以一贯之。凡主题多变者即为“事理”，凡主题为一者即为“道理”。帛书《道德经》是宇宙和生命奥秘的认识论、世界观、方法论，是宇宙间唯一的真理。培真先生《道德经探玄》所校订的帛书《道德经》即是用“道理”释《老》者。此题对《道德真经》质疑中，已列出11项内容开展讨论，以证实《道德真经》讲的是“事理”。《道德真经》中，讲“道”是自然规律；讲“德”是“高尚的德行”“完美的德行”“健美的德行”“纯真的德行”；说“大一”是空气；说“神明”是日月；说“物壮则老”原理是功成则退；讲“治人事天”——像种庄稼那样遵从规律治国，国家才能根深蒂固；讲“继学无忧”——“看似无为，实则是有为啊！”……再者，《楚简与帛书老子》曲解传世本中“道”“又释为无，释为自然”后，批评传世本“无法自圆其说”；批评“负阴抱阳，冲（中）气为和”是增加的错误内容等等，是把本来正确的内容说成错的，颠倒了是非。我们做过统计，竹简本与帛书本（八十一章）有五十章没有对应文字，其中竹简本第一、二、三篇无对应文字；其用词的不同，竹简本多言“事理”。比如将“为而弗志”改为“为而弗恃”，将“虚而不淈，踵而愈出”改为“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将“功遂身芮”改为“功遂身退”，将“葆此道，不欲盈”改为“葆此道者不欲，尚盈”，将“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改为“天道员员，各复其根”，将“绝圣弃知，‘民’利百负”改为“继知弃辨，民利百倍”，将“绝学无忧”改为“继学无忧”等等。明显讲的全是“事理”。

而帛书《道德经》讲的全是“道理”。比如：“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第五章）；“功遂身芮，天之‘道’也”（第九章）；“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十一章）；“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第十四章）；“孔德之容，唯道是从”（第二十一章）；“同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第二十四章）；“恒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第二十八章）；“物壮而老，是谓之不道。不道早已”（第三十章）；“故道之出言曰：淡呵，其无味也。视之不足见也。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也”（等三十五章）；“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如费。进道如退。夷道如类”（第四十章）；“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躁胜寒。静胜热。情静，可以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道生之而德蓄之，‘物’刑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第五十一章）；“服文采，带利剑厌食，货财有余，是谓盗竽。盗竽，非道也”（第五十三章）；“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第六十八章）；“天之道，不战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名而自来；弹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第七十五章）；“故有德司介，无德司彻。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第八十一章）”。可见，帛书《道德经》通篇讲养生之道的“道理”，在修道中体知并揭示宇宙和生命的奥秘，有目标、有方法、有告诫、有积累、有升华、有功效，是传统文化宇宙观、认识论的真理，是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的具体标准和规范。因此，培真先生说：“《道德经》就是老子所作探讨之结晶，也是我们祖先对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理又有法，融理法为一体。在我所接触过的此类古著中，尚未有一篇能与此著相类比者。其哲理被应用和发挥得最为得体的还是生命科学的领域（《道德经探玄》前言）”。

4.竹简《道德真经》前三篇应该没有帛书对应的文字（其编著者强拉的帛书章节看似对不上）。其内容讲的是自然规律——湿润与干燥，春夏秋冬，日月天地形成的规律等等，以说明自然运行的规律就是“道”。圣人按“道”从事，会留下千秋功业，没有人去指责、伤害他。自然界和人类看似柔弱，“却是创造顶峰的开始”。此大体内容并未涉及“形而上之道”，应归属于“形而下之器”的学问，属儒家之显学。

有专家认为，郭店楚简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重大空白，对儒家学说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必将带来新的推动。1998年10月，《光明日报》记者马宝珠采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庞朴，他说郭店楚简“劫余竹简804枚，13000字，全部为学术著作。考古学家根据墓葬形制及器物纹样等推定，其入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约在公元前300年上下。墓主属士级贵族，很有可能是殉葬耳杯铭文所称的‘东宫大师’，即楚国太子的老师。这800余枚竹简分为两部分：道家著作和儒家著作。道家著作共两种4篇，即《老子》3篇、《太一生水》1篇；儒家著作11种14篇，即《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各1篇，《语丛》4篇。其中，除《老子》和《缁衣》与传世本相似、《五行》于20年前在长沙马王堆出土外，其他十余种著作，今人皆所未见”。1972年，银雀山两座汉墓出土了近5000枚竹简；1975年，云梦睡虎地一座秦墓出土了1100多枚。这两处的竹书加上1973年马王堆汉墓的帛书，曾经解决了学术史上的不少疑难问题。“郭店楚简……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重大空白。……所谓空白是指在孔子、孟子之间的百余年里，由于材料缺乏，证据不足，无法理清儒学发展的情况。人们知道，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提出了仁的学说。这个学说的提出，确立了儒家学说的核心。但是，在为什么人能够仁的问题上，孔子没能做出回答。孔子以后，他的弟子们大体上从两个方面寻求答案：一些人从外部入手，试图从天道的角度做出回答，形成了《易传》那样的宇宙论学派。另一些人则从内部入手，相信人心人性天生具有善端。这就是子思、孟轲的心性论学派。然而，多年来，学术界始终未能搞清楚思、孟的心性论是怎样发展出来的，怎样从孔子的‘性相近’说发展成了孟子的‘性善’说。这是因为子思的著作失传了，相传为子思所著的《中庸》又不能贸然相信，多年来也没有别的材料可以佐证。郭店楚简的发现，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底。郭店楚简中有几篇很可能是子思的作品，尤其是《性自命出》一篇价值极大。”“楚简《性自命出》的核心思想是讲性与命、性与情、性与心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天降命，命出性，性出情，情动心。这里说的‘性’既非食色之性，亦非善恶道德之性，而是种种存在于中和及见于外的气。这样的气，无所谓善不善的问题。《性自命出》中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纳之。’在这个天—命—性—情—道的程式中，性是核心，命和情是性之所自出与所出；天是社会力；道指人道。这些是心性论派的很重要的特色。在这批楚简的儒书中，除《五行》篇外，一律不谈天道，并且多次强调，道有很多，‘唯人道可为道也’，‘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这一特色正是这个学派向内求索的明显标志。再进一步分析，这个居于核心地位的‘性’，还需要‘心’来帮助，楚简中说人有性，有心；可是‘心无奠志’，即没有既定的方向，好比一辆没有轨道的火车头。这使人们想到《孟子》的话：‘告之曰：性犹湍水也……人性之无分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这与楚简的性和心的关系类似。楚简以无奠志的心去取性，其结果则应该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这是相当重要的成果。因为它回答了‘均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这样一个困惑所有心性论者的难题。从后来的《孟子》书中，我们读到过性善论者对这一难题的直接回答，也读到过性善论者所转述的性无善恶论者的间接回答。现在从郭店楚简里，我们终于看到了第一手的可以为善恶论者的答案，实在是一桩很有价值的事。它的意义在于，楚简中所论述的心性学说的伦理思想，从时间上看，属于孔子以后、孟子以前的时期，因而大大有助于理解孔子思想向孟子思想过渡的具体情景。”(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郭店楚简主要是儒家典籍，确实揭开了儒家思想的一个谜底，填补了一段重要空白。然而，从《大一生水》《老子ABC》内容看，属述人道、讲事理的显学范畴，可列入儒家典籍。至于有些章节与帛书《道德经》有相同文字的问题，我们认为，儒家学说也有与道家学说相通的地方。比如《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对“中和”的引申发挥与道学含义大体未变，只是将“本”与“道”分为两层意思——“道”则是指“人道”，“本”才是指“天道”。但《中庸》仍是儒家典籍。又比如竹简《道德真经》第十五篇第四章与帛书《道德经》第九章的文字，虽在雷同里又有变化，但内容讲的却不是一回事。

竹简《道德真经》曰：“恃而盈之，不不若已。湍（《孟子》：‘告之曰：性犹湍水也’）而群之，不可长保也。金玉盈室，莫能守也。贵福骄，自遣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帛书《道德经》曰：“而盈之，不若其已，揣而允之，可常葆之。‘金玉’盈室，莫之守也，富贵而骄，自遗咎也。功遂身芮，天之‘道’也。”

这里帛书讲的是修养生功的要领，“金玉”寓指人体的“元精”，即当元精充盈时，不要紧守贪恋，不要强执遗泄，应保持公允中和心态，让元精逆用转化为元气回归滋养人体。这就是修功顺遂，身体内外柔似棉絮的中和柔弱的要领，能够取得合于天道的自然结果。而竹简的不同之处是，将“”（字义为拄杖，引申意为依持、强执）变为“恃”（字义依赖、倚仗），将“揣（揣度）而允（公允）之，可常葆之”变为“湍而群之，不可长保也”，将“功遂身芮”变为“功遂身退”。因此，就讲出一个奉劝人们不要养尊处优，不要锋芒毕露，不要富贵淫奢。而要功成身退的事理，并说“这才符合自然发展的规律”。类似情况存在于《楚简与帛书老子》所列的对应文字中，不一一列举。总之，虽有部分雷同的文字，但通过关键字词的变化，其意思截然不同。换言之，即或有雷同文字，含义也大体相同，也未必是道家典籍，如上述《中庸》。所以，竹简《道德真经》应列入儒家典籍。

当然，《郭店楚墓竹简》的背后拥有一个专家团队，有蜚声国内外的古文字学家的指导参与，这里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其成果已受到社会的充分肯定。有13种古籍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郭店楚墓竹简》获国家图书奖等等。而对《道德真经》提出质疑者来自民间，未免太过唐突？二者似乎悬殊太大，不成比例，但是不可不屑一顾。只因为《老子》文化太过重大，要慎之又慎。老子所说的“道”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概念，其正确注释涉及重大的文化问题；“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不实修又不可能识“道”。基于这两点，我们大多数学者是没有实修养生之道的，自然对“道”的认识各有见地。可知，躬行修道有成者，他们对“道”的认识却是一致的：是“老子以‘道’比喻宇宙万有的总规律、总准则；而‘德’则是这总规范所呈现出的总效能、总力量”（培真《道德经探玄》）。这就叫“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笔者25年前担任《道德经探玄》等书编辑时，接触过一些民间修道人士，了解他们高尚的人品，亲见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的情况，似乎感触到个中的大智慧。在修养生之道中，当自体有所动触反应后，他们总是反复读帛书《道德经》，按老子所言不断修正自己，使养生的功德逐步积累，不仅有祛病延年效果，也伴生有不可思议的智慧。培真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道就赋予人类这两种能力，后天的认知思智人类正在尽量的予以发挥运用，而先天的元神感应能力，有待于人类从反思维中去加以开发，这开发的理与法就充分的包容在《道德经》里。当终有一日现代科学与人类的先天元神相结合时，我们将会发现宇宙的另一面是怎么回事，人类的意识形态将产生巨大的变革，科学也将进入全新，现在尚无可思议的时代。”（见《道德经探玄》）如今，培真先生已作古，方瑛先生年逾八旬仍身体健康。因“道”的不可言说性，或免受外界干扰性，他们往往不愿谈及。加之他们的声音十分弱小，久而久之将会被淹没。因此，我二十多年的夙愿就是想在修道者与未修道者之间搭起一座桥梁，通过《道德经养生范本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涉及郭店竹简《道德真经》的质疑问题，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另外，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提出“古典学”重建问题，他说：“我们的‘古典学’就是以这些书的研究为基础，牵涉的方面很广，如这些书的形成过程、资料来源、体例、真伪年代、作者、流传过程，流传过程里的变化、地域性等等，都应该研究。这些书的校勘、解读，当然也是古典学的重要任务。古典学不用把上古思想史、社会史、历史研究等等包括进去，但要是没有这些方面的知识，你能读懂这些古书吗？研究的时候，还是需要这些方面的很多知识的，实际上关系非常密切，不能割断”（见2015年9月《书城》杂志）。裘先生所言极是。《道德经》不可以没有范本，对《道德经》的校勘、解读是“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学界能抓住《道德经探玄》的好苗头，对《道德经》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像抓文化工程那样正确的校勘、解读、厘定《道德经》范本，并向全世界推广统一的《道德经》文本，实可谓“古典学”重建的一大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