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学派，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的思想学派。春秋、战国时期亦称之为刑名、刑名之学。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提出富国强兵、以法治国。其代表人物，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韩非等人予以大力发展，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集法家之大成。梁启超所主张的法家是融汇了儒、道、墨诸家学说而形成的这一观点对后来学者也很有启发。

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时期，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会发生根本的转变。有学者认为：春秋诸侯国在私有产权下的市场经济和重商理论，以管仲为代表；秦汉的君主制中央集权国家下的国有制计划经济理论，以商鞅为代表。法家主张社会变革、强化法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在政治制度上，管仲、李悝、商鞅和韩非主张郡县制；统治思想上，主张以法制治国。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社会的封建化过程，成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他们既强调法制，又重视道德教化。讲学于稷下学宫的齐国法家，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秦晋两国的法家，则主张严刑峻罚，反对礼义说教，专重于法、术、势，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他们是法家中激烈而彻底的一派。

韩非集秦晋法家思想之大成，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将法治理论系统化。他主张强化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在历史观方面，他把历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当今之世。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观点。在哲学上，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观点。《史记·韩非列传》云：“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应该说，法家学派与道家思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韩非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他认为道是万物发展的总规律，理是个别事物的特殊规律。强调人必须遵循客观的规律进行活动。法家吸收了道家的自然法理念，道家认为只有“自然法（无为）”才能使“民自正”，自然法不可见，于是进一步要求用“人为法”来体现。其后学用法治来证“无为”大义，被称为是这一观念的自然发展。所以梁启超论述说：法治者纯以客观的物准驭事变，其性质恰如权衡规矩（见《先秦政治思想史》）。被称为近代新法家的梁启超先生还认为：法家接受了儒家的正名定份的理论；吸收了墨家的“尚同”“壹同天下之义”的思想。法家由“儒道墨三家之末流嬗变汇合而成”，这是梁启超对法家学派思想源流的认识。(www.daowen.com)

法家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春秋战国之际进行封建化的改革，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专制的封建国家，并成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但是，秦王朝的短促覆亡，使得政界和学界都特别看重法家学说的负面影响。从出土文献资料看，在汉初标榜黄老“无为”政治的另一面，又体现出对秦代法制的继承。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空前上升——“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法家理论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就反映了这样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子、李斯、桑弘羊、王叔文、王安石、张璁、张居正、严复、梁启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