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玄学主要代表人物大都儒道兼综，都具有深厚的儒家素养，他们在训注儒家经典时，强调融合儒道。比如嵇康“虽宗自然而未忘名教”者。他深厚的儒家素养主要体现在“修己”“正身”的个人修持，“入则孝，出则悌”的伦理道德观、修齐治平的教子观和“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的忠君观等方面。曹魏正始时期（240—248）的何晏与王弼是玄学的倡始人。正始以后，嵇康、阮籍对司马氏的名教进行侧面攻击，他们与王弼、何晏不同。西晋时期玄学的代表人物向秀和郭象，他们又与阮、嵇不同。是通过为《庄子》作注的方式阐发自己的思想。他们修改了何晏、王弼的“贵无”主张，提出“名教即自然”的理论。总之，他们试图创造出儒释道结合的模式。

王弼为《道德经》与《易经》撰写注解，为历代文人所接受。由于《道德经》的原文逸散已久，王弼的《道德经注》被称为通行本传世（直到1973年马王堆帛书《道德经》出土，人们才见到更加古老的《道德经》原文）。

王弼注《周易》一改汉人支离《周易》烦琐的传统方法，不用象数，而用老子思想解《易》，并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解释《易》，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正始玄风”。清代“四库馆”（《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提要）学者评论道：“《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

有学者认为：王弼的世界观是“以无为本”，认识论与方法论是“崇本息末”“崇本举末”“崇本统末”或以寡统众。在宇宙观和本体论方面，王弼以老子“有生于无”“道”是宇宙根本的思想作为自己思辨的起点，极力发挥改造《老子》。王弼把宇宙的本根从老子的“道”，改造成了“无”。“无”处于王弼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玄”等则是对“无”从不同角度所取的称谓。在方法论方面，王弼善于用对立的概念和辨名析理的方法，对老子的思想加以改造。比如“有与无”“动与静”“一与多”等对立统一概念的运用及其关系的阐释。在“有与无”概念上，王弼认为“无”是宇宙的本根和本原。他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即天下万物表现为“有”；“有”的开始是“无”。“无”为万物之本。“无”生出了天地万物，又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无”是天地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在“动与静”概念上，王弼把静说成是本，是绝对的；把动说成是末，是相对的。从中引申出了“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在“一与多”概念上，王弼论证宇宙间的一多关系，目的是为了引出社会人事的“以寡治众”“以君御民”的道理。他说：“宗，万物之主也；君，万事之主也”（《老子》第七十章注）。“故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百姓有心，殊国异风，而王侯得一者主焉。以一为主，一何可舍”（《老子》第四十二章注）。王弼认为，“以一为主”是宇宙间的“必由之理”、普遍规律，民众必然要统一于君王。

上述可见，王弼对《道德经》进行了改造和发挥，是用其思智或对事理的逻辑推理阐述，是儒家思想文化解释《老子》的代表作。它不符合老子哲学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悖于《道德经》本意。首先，王弼将老子的“道”，改造成了“无”。将“无”占主导地位，将“道”“玄”处其次，他不仅制造了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而且背离了老子的“道”“德”整体宇宙观。本文研究并推荐的《道德经》范本的老子诠释，出自一位切身修行之人的体验，他认为：中国古代道家“所认识的宇宙本源即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但却又非物质，亦非精神，而是物质与精神的共同本源。这本源则被春秋时期的老子称之为‘道’，而‘德’则是‘道’所发挥出的效用，道与德的关系就是体与用的关系，就如火与光的关系”（见培真《超凡入圣——中国道家大智慧》）。因此，老子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太平经》云：“道之与德，若衣之表里”。而王弼对道德的改造显然与老子本意相去甚远。(www.daowen.com)

“有与无”的概念出自《道德经》，是《道德经》中的专用概念。第十一章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二章说“有、无之相生”。第四十一章说“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提出了“有”“无”“物”的概念，培真先生说：“宇宙间的‘无’是唯一而永恒普遍的；‘有’是千姿百态局部而短暂的；‘物’是千变万化而永不停息的。‘有’‘无’‘物’三者都是宇宙的实际存在，只是存在的方式不同而已”。如果用王弼的注释的“有无”概念来解释“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就解释不通了。

“动与静”是道家对本原宇宙与现象宇宙的认识概念，是说那宇宙本原之静，并非死寂之静，而是充满活力之静。“动与静”不是简单的运动和停止，而是每当以人神之静效法天道之静时，即可形成人体内阴阳的趋平运动。所以说，恬淡虚灵清醒之静，才能给自身提供均衡的活力而延年益寿。静为体，动为用，动静之间见生生不息的活力，成就了那无尽的微妙运化。这与王弼说的“以静制动”“以静治国”解释不是一回事。

“一与多”，《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句，第七十二章（王弼本第七十章）有“言有君，事有宗”句。在后人的注释里就产生了“一”与“多”的众多说法。培真先生认为：在道家理论中，“一”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宇宙本原的唯一，二是指修道人所持的意识状态——“抱一”或“守一”。而“多”是指自然界和人事中诸多的现象、众多的变化。“一”与“多”的关系是“本与末”“道与器”“体与用”的关系。宇宙间的唯一中道的“无极”，统御着自然界的众多事物，进行着和谐有序生生不息的运化，这就是“一”与“多”的正确关系。如果颠倒了这种主从关系，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这就是老子所提的“一与多”的关系。就人生而言，许多人总是以精神的纷动去追逐占有，而发生诸多的事变。这是颠倒了“一与多”的关系，使心神失去了处中的态势，就会产生恶性病变而崩溃。那么，王弼“以一为主”是宇宙间的“必由之理”、普遍规律，民众必然要统一于君王的理解，不可以代表道家对“一与多”的本意。

有学者认为，王弼创立的我国古代本体论哲学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原理是具有辩证法精神的理论，是我国哲学史上继《周易》、老子之“道学”和孔子之“儒学”之后的又一伟大的里程碑。其著作没有列入官学、国学的原因，是因为王弼曾贬低老子“非圣”。这些观点是不对的，是需要改正的。道理很简单：一是我国古代本体论哲学不是王弼创立的；二是王弼善于用对立的概念和辨名析理的方法，对老子的思想加以改造。他没有修道的切身体验，用后天的识神去“辨名析理”永远得不到本体论的宇宙观。因此，王弼对老子的思想改造的根本方法是错的。如果非要做出评价，只能说王弼《老子注》是儒家思想的《道德经》，是运用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来研究、剖析和解决本时代社会的各种政治难题。总之，王弼《老子注》的通行本不可以作为《道德经》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