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敩学半”是在一个典故里出现的。殷商晚期，高宗武丁在一个叫“傅”地的山洞里找到了梦中的“圣人”，得知他叫“说”。武丁向“说”请教几个问题，“说”对答如流，且切中要害。便任命“说”为相，赐姓“傅”。采纳他的治国之策，结果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武丁中兴”局面，并有《说命》上、中、下三篇问世。其下篇记载了“说”的治学观——“敩学半”。曰：“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敩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这里讲的是悟道治学的学问——从学不学中直接体悟的“道理”，与《学记》“人不学，不知道”的“事理”是相悖的。

宰相傅说这里提到，人们应该坚持“古训”；改变后世“不师古”的错误；推行“道积于厥躬”和“敩学半”等观点。其中“敩学半”讲的是治学应注重“根本”，而不能注重“末节”的真理。古训是三王之德——“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敩学半”是说在亲躬修道中去彻悟天数之真理，然后用其指导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敩”是教人亲身躬行修道，“道积于厥躬”；“学”是学“逊志”、学“避志”，节欲以守中、无为；“半”者，是敩学相间的方法。这就是“学于古训乃有获”，这就是“敩学半”告诉后人的正确的治学观。

然而，早在商周时期对“敩学半”就产生了误解。《礼记·学记》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说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这里《学记》的作者对《尚书·说命》的治学观进行了引用和发挥，但他只说对了次要的一面，却丢掉了学治的根本和主旨。《学记》所列举的治学方法并非《说命》的“敩学半”，前者是“事理”，后者是“道理”；前者强调“玉不琢，不成器”，要人求知多学而有为，后者提倡“念终始，典于学”，劝人在知足寡欲中体悟“道”的实存；前者施机巧之心，后者达返璞归真。两种治学观是相悖的，不可混为一谈。(www.daowen.com)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怎样看待“敩学半”呢？《礼记·学记》中将“敩学半”理解为“教学相长”。今人多解释为：教人是学习的一半，思念“终”和“始”常在于学习，道德的增长就会不知不觉了。乍一看这种解释是不错的，用“君子之教”观点看，他把并不全面的“事理”放在主导地位，把体现根本的“道理”放在从属地位或者被忽略，这就出现了“本”与“末”的倒置，与“敩学半”的治学观相悖。众所周知，从书本中、社会生活里学到的知识理论都是“事理”，而所有的“事理”都有可能走极端、产生谬误，知识的不断创新或更新就说明这一点。唯有“允执其中”的“道理”才是统一宇宙万有的自然规律，也是尧舜禹心心相传的治理之道。“敩”就是教亲躬之道，教人“无为”而体道、悟道，使“人心”吻合“道心”，去感悟真理。人们只有在“道理”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实践，方可使社会各界各行处于适当范围内活动而各得其宜，使得人类社会和谐有序而永葆活力。因此，所有“事理”都必须服从“道理”，否则就会出偏差。就人类社会而言，人们只有以满足保持生存的基本条件为标准，对物质占有的差别越小越好，虽然不可能要求绝对的平等，尚能使社会肌体健康而平衡。若奢靡享受、过度额外占有财富，那额外的占有就会成为生存的累赘，危及整体的新陈代谢而形成病灶，局部的瘀疽继续恶化走极端就会危及生命。因此，知足、知止应是人生重要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这个意义讲，培养人的处中道德就成了治本的首要任务了。先圣们并不是否定学习知识，所谓“敩学半”是主张“学”与“不学”二者不可偏废。“学”知识是学谋生的方法、技能；而在“不学”的修道中尽量减少有为机巧之心的“谋生”方法，即可悟得不致危及生存的道理。“学”与“不学”辩证而统一，不可偏废，相得益彰，这才是正确的治学观。所以，老子曰：“为学者日益，闻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道德经》第四十八章）”。这里所说的“日益”指人逐步增添知识的顺进过程；“日损”指收敛自己纷动之欲望，融众知为一体而返还升华的过程。若无后天的众知，就无可升华为不知之大知。因此“敩学半”才是古人留下来的正确教育观，望天下君子自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