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讨论一下“龙及龙图”的概念。一般认为，“龙”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魂，“龙图”是龙的图解。龙的概念源自远古，龙图出自北宋修行家陈抟。自古至今，人们都非常关注“龙”和“龙图”的学术，龙是何物？龙图是什么图？众所周知，“龙”是传说中的形象，不是生活中的动物，故不属“形而下之器”，我们只好从“形而上之道”里寻找答案。繁体的“龍”字属合体字，许慎《说文》曰：“龍，麟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肉，飞之形”。《庄子》《史记》里记载有孔子问道于老子的故事：孔子见老子后三天都不说话，其弟子问他是为什么？孔子说：“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发动如天地乎？赐亦可得而观乎？”这是孔子和老子相见对话后得出的结论。以上引文有下列含义：龙的概念与人体有关；与阴阳相关联（阴盛时潜而不显，阴退时升腾而登天）；与躬行修道相关联。《庄子·天运篇》记载了孔子51岁时“南之沛见老聃”，其中有两个观点值得人们重视。一是谈“问道”，二是讲“治世”。正是老子讲的这两大观点，孔子才得出了“龙”的感叹，说明这里面蕴含有“龙”的概念。

就“问道”而言，孔子说他研究了5年施治的学问，还没弄明白“道”是什么？又用12年时间从《易经》里探究阴阳变化的道理，也没有弄明白。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注：问题就出在你是探求、追求‘道’，而不是修道）。”老子说，“道”不是物品可以拿来献给别人，如果“道”可以用语言教人学会并能拿出来传递，没有人不愿意传递给子孙后代，献给帝王将相。也不是因为“道”高不可攀、深不可及，只是因为自己的内心不能守中，那端正的“中（即道）主人”无法施行其大能；古代圣人内守其“中”，“不受于外”，你没能明白“道”是因为外来的信息不可能使你进入“道”的领域。外来的名誉、仁义、怨恨、感激、索取、施予、劝谏、教育、生死等情感，不可过多地去追求或排斥，心田简朴，也不能过于苛求，可借助“仁义”的临时规范，使心神不求“有所施予”，其心神就不会外出，去寻求那一偏之得。若能过渡到无规范可约束的无限的空间，进入逍遥的旷野，古人称这种心境叫作踏进了真境的真游览。总之，“道”是修出来的，不是“求”出来的。那些不能从内心觉悟这种道理的人，就是他们通向天道的天门未曾开启。这就是修道的宗旨。

那么，“龙”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呢？培真先生认为：龙是由自己心神处于抱一守中状态，自体内“元精”化为“气”逆行上腾所感化出来的能量流。他说：“精气就是经特殊感化后所形成的携带生命全息的能量流，它能‘飞腾而上天’，就能用以充实自己的生命信息而自生。所以，龙就是生命泉源的升华，是生命的真秘（见《修真与龙文化》）。”难怪子贡说老子是“尸居而龙见”的修道者。《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顷公太史蔡墨有关龙的论述，谈到黄帝的四个弟弟“重该修熙”，有他们合作就能养育出“龙”。也就是说在黄帝以前的时代，很多人都能感化出“龙”，后来社会变复杂了，机巧之心多了，龙的概念淡薄了，需要“重该修熙”来豢养真龙。于是乎，就出现了“豢龙氏”“御龙氏”和“屠龙氏”。尧帝赐董父并氏族为“豢龙氏”，夏代孔甲赐刘累的氏族为“御龙氏”，又因刘累为孔甲提供了美味的“龙肉酱”继而又变成“屠龙氏”。这个记载与“黄帝四面”传说的寓意相同。有修炼者当出现感化出“龙”的体验时，对这“龙”依然要保持中和无为心态，否则就要出问题。因此《易经·乾卦》有“潜龙勿用”“亢龙有悔”“见群龙无首，吉”的告诫。老子有“天地相合，以俞甘露，民（指意识）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第三十二章）”的箴言。

就“治世”而言，面对孔子讲了一大堆“仁义”的好处和妙用后，老子说，你讲的那些仁义如果潜伏在心中不能摆脱，搅扰我心神不得安宁，必然会导致更大的混乱。并说：“黄帝治天下，使民心一；……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舜之治天下，使民心兢；……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可见，黄帝的方法是让民心归于混一中和状态，为保持远古的龙文化，提倡“重该修熙”而豢养真龙。尧、舜、禹三王虽然相传有“十六字心诀”的施治纲领，但并没有推广或实施，他们所推行的“亲情”“竞争”“多变”施治方针，因有失公允而偏执，导致民心机巧繁乱，造成社会的不安宁且后患无穷。可见，豢龙氏之法不仅可以修道养生，而且可以昌明治世。(www.daowen.com)

“龙图”，出自北宋著名道士陈抟老祖。据任自垣武当山志记载，他曾在湖北武当山隐修二十余年，在五龙宫“诵经台”读《道德经》《易经》，“研画前之妙”。后有《易龙图》《先天图》《无极图》传世。据《宋史·艺文志》载：陈抟著有《易龙图》一卷，《宋文鉴》有《龙图序》一文，今仅有《龙图序》传世。元明之际武当山著名道人张三丰有《蛰龙吟》诗，并说他就是陈抟一派的继承人。陈抟以“睡仙”而闻名遐迩，他能使其心神静处于幽冥无为境界而无思辨，感化出无形肾水的流动而化为“龙”。他深知《易经》《道德经》之间的内在联系：原来《易经》里的“龙”就是《道德经》中的“马”。譬如，若对龙的“运化”不能以无为之心待之，就会导致“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易经·坤卦》）”；就会出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内养）；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外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僭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道德经》第四十六章）”。张三丰《蛰龙吟》所说的：“静观龙虎战场战，暗把阴阳颠倒颠。……学就了真卧禅，养成了真胎元，卧龙一起便升天……”唐代李白的《飞龙引二首》《天马歌》亦正确表述了龙与马的关系。古人所述“龙”“马”都是修道者修炼过程中出现的同一种现象，是自体宇宙发动过程所演示出的无形变化，而不是可以知见的具体图像。《易经》的“河洛”，《左传》中蔡墨说的“河汉”是一个意思，寓指人体的“任督”二脉。伏羲氏的“河洛”运转，呈“龙马图像”的运化，他创《八卦》撰《说卦》，“正是《八卦》与《说卦》一经一纬，道出了宇宙的真秘。所以将《八卦》作为‘河图’，将《说卦》作为‘洛书’（见培真《修真与龙文化》）”。这“河图洛书”向后世传递着自体天地发动运化的潜在规律的信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功不可没。至于它被误解而走入歧途的八卦预测、数术、算命方法，就另当别论了。

《易龙图》一卷虽佚，我们不得见其“图”；《龙图序》尚存，今可读其文：“天之垂象，的如贯珠，少有差，则不成其次序矣。故自一至于盈万，皆累累然如系之于缕也。且若龙图本合，则圣人不得见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圣人观象而明其用。是龙图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这就是陈抟对《易经·系辞》里“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注释。众所周知，黄河里出“龙马”将“河图”献给伏羲，演成八卦；洛水中出“神龟”将“洛书”献给大禹，分治九州（九宫）。这就是河图洛书的始出之处。汉代《春秋纬》曰：“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该文献是“书”还是“图”今不得而知。先秦两汉至唐代文献坚持的基本观点是“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见《周易·系辞下》）”，到宋代遭到质疑。出现“河洛”的真伪、八卦是否据河洛而画等问题，引起肯定派（图书派）与否定派（疑古派）的论争。可是，北宋陈抟深谙《易经》“《易》逆数也”的道理，发明了《太极先天之图》，其中蕴含着“顺、逆”之机。（一）其图的发展程序是：无极而太极—阳动阴静—五行各一性—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万物化生。（二）其图的太极逆用，复归的程序则是：得玄牝之窍门—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五气朝元—取坎填离—炼神还虚，复归于无极。该图自下而上是明示逆用神与精而成还丹之理与法，是指导养生修炼的正确方法。而南宋朱熹著《周易本义》中出现河图洛书两个图形，是对《易·系辞》数术理论的图解。陈抟之图是继承黄老学说的本真学问，朱熹之图是继承卜筮者的机巧学问。历代卜筮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丢掉了“天地定位”的根本。抛开“天地定位”将八卦相互重叠成六十四卦；错把“气数”认作用于计算的数目，玩起了数字游戏，去破译那连卜筮者自己也说不清的“天机”。君不见，只有本真的学问，方可豢养真龙；沉迷于机巧的学问，只能成为御龙氏、屠龙氏。我们殷切期待，人们以自己若愚大智慧感悟出龙马负“河图、洛书”那千变万化全息宇宙真消息，做豢龙氏而和谐社会；不可为机巧之心推波助澜，演驿出一个个搅乱世界的屠龙氏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