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证实，4万年前的田园洞人与21世纪的人差别很小，想必不会太“愚昧”。漫漫数万年这些原生态的“现代人”在干什么？那些族长、部族首领在干什么？似乎无从考证。文字产生前，只有上古神话的传说。诸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华胥氏之国、黄帝四面、绝地天通、强良不得、夸父追日、大羿射日、女娲之肠、昆仑山、夔一足……《山海经》的记述最为全面，可后世多以“内容荒诞诡谲、充满浓重的幻想”论之。数千年来，对于上古神话不相同的理解释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不休。但学界公认《山海经》中的神话非常古老。近代学术巨子王国维认为《山海经》一些材料来自殷商。与夏商西周先王“明德恤祀”“敬德、用德”盛行互为印证，可知寓含修身养性的上古神话由来已久。培真《修真与龙文化》认为，这些上古神话具有养生文化的寓意，是古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这种学术观点，或许可以回答上古人类“在干什么”的问题。

长生久视是一种普遍的愿望和追求，古代王公贵族更是求之甚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和文字与生俱来。“德”字因目正心正行为的会意而创，这种“德”行就是对上古养生方法的传承。《山海经》有“不死国”“不死民”“不死树”“不死药”记载，似乎是说人体小宇宙对应自然大宇宙的体验、感悟。据考，春秋战国前“修德配命”“以德配天”被社会广泛应用（当然是指贵族），之后逐渐被淡化。正如老子所言：“上士闻道堇（即少）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同时期还有一例佐证，即楚子问鼎退兵的故事。《左传》卷十六《楚庄王霸业》记：公元前606年，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之后来到洛河，陈兵于周王室境内，有成就霸业意图。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问起了九鼎的大小轻重以试探，王孙满答道“在德不在鼎”。并列举夏商周“有德”而兴，“昏德”而亡；“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王孙“满”用“德、天命”使楚军退去，同时也证实了“德”的社会地位和含义变迁。

由“德”演变为“养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养生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养生主》：“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庖丁言“臣之所好者，道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庖丁解牛》这则寓言讲的是战国文惠君（即梁惠王，魏国国君。他从安邑〈今山西省运城县〉，迁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后，国号一度称梁）。闻庖丁之言，悟出了养生道理，即“以神遇”“官知止”“依乎天理”。体现了“修心神，使心神与道合”修道主旨。《庖丁解牛》典故可知，公元前300多年的贵族还有继承上古的养生文化的余波。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养生起源于《黄帝内经》。其《素问》指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生于本，本于阴阳”。探索认识生命的起源和本质。其《内经》对人体生、长、壮、老、死的生命规律有精到的观察和科学的概括。是认识生命变化的规律。“智者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这里明确记述了养生的原则和方法。《内经》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是说人与自然相通相应，人的行为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趋利避害，防病养生。

自《黄帝内经》问世以来，传统养生文化经历了魏晋、汉唐、金元、北宋时期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弘扬。但由于各种原因，到民国以后逐步衰微。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沿革中，出现了许多知名的养生大家（往往兼为医学家），他们广采精修，著书立说，身体力行，养生理论和学术思想熔医、道、儒、佛等诸家思想于一炉。百家争鸣，各有所长，逐步形成一套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许多有代表性的养生观点，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

东汉时期张仲景《金匮要略》把“养慎”的思想核心，定位于“外避六淫，内养正气”；主张“顺时气养天和”，“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妨，反能为害”。南朝齐梁时期陶弘景著成《养性延命录》，认为“寿命在人不在天”；“淡然无为，神气自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指导意义。

唐朝孙思邈的代表性著作在我国养生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指出：“是以圣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治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继承发展了“治未病”的思想。他认为“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在《千金要方》中列出养、疗食物154种，经弟子及后世传人增补为《食疗本草》，奠定了我国食养学的基础。(www.daowen.com)

宋代陈直编著了《养老寿亲书》，主张饮食调摄、顺时奉养、重视起居护养和药物扶持。周守忠纂集的《养生类纂》，强调保精、调气和养神，对涕唾、便溺、睡眠、叩齿、交合等生活中的琐碎细节也颇为重视，丰富了老年生活调摄和保健的原则方法。

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编著古代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具体阐发饮食卫生、营养疗法等，为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饮食与食疗专书。金元四家的刘完素主张养生重在养气，认为：“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是知，形者生之舍也，气之生者元也”。张子和提倡祛邪扶正，提出：“养生当用食补，治病当用药攻”（《儒门事亲》），其养生思想核心是“君子贵流不贵滞”，提出调饮食、施药物、戒房劳、练气功等方法。李东垣注重调理脾胃，认为“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论》）。朱丹溪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主张治疗和养生以滋阴为主，顺应四时调养神气。

明清时期涌现出很多养生家。张景岳主张：温补真元，治形保精，指出：“阳强则寿，阳弱则夭”，“善养生者，必宝其精”（《景岳全书》）。李中梓编著《寿世青编》一书，提出养心说、养肝说、养脾说、养肺说、养肾说，为五脏调养的完善作出一定贡献。万密斋撰《养生四要》，对强身延年之方搜罗甚富，并提出寡欲、慎动、法时、却疾为养生要义。孟笨食疗著作《养生要括》提出饮食卫生三条准则：戒轻杀、善调理、知避忌。明代高濂的著作《遵生八笺》除在国内广为流传外，还于1895年译成英文发行于国外。

清代袁开昌撰《养生三要》，分别从养怡、调摄、治疾三方面论述老年养病之道，提出“存退步心能却病”“病初愈不可骤补”等。胡宗鹤编撰《养生杂录》，从精、气、神、形的关系方面提出摄生保健措施，主张调畅情志，使“人之灵心必有所寄”。孟日寅采集自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历代养生著作、医书所载修身延年之术中切于日用者，列纲分类，汇编成文献专辑《养生揽要》与历代养生大家的典籍论述相并行。多年来，也有许多民间百姓养生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口授身传的形式沿袭下来，如民谚“春焐秋冻”“冬吃萝卜夏吃姜”等，在民众中拥有广泛的认知度和可行性；既适应了人们保养身心健康和长寿延年的需要，也体现出华夏传统文化的延续与承接。总之，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秉承《黄帝内经》的核心理论，传承发展，生生不息，各具特点，各有侧重，延续千百年，被历史证明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然而，长生久视并非长生不死，所谓“不死”含有长生的寓意。古代许多皇帝寻求、服食不老药而殒命者，就是反面的例证。古代方士用铅汞所炼“金丹”称为长生不老药。伴随神仙之说的兴起，寻找仙境、仙人，传布成仙之术的方士便出现了。他们将神仙学说及方术与邹衍（战国时期著名方士）的阴阳五行学说糅合起来形成了方仙道，主要流行于燕齐的上层社会，其法形解销化，依托鬼神，企望长生成仙。从战国（前275—前221）中后期到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时，在方士（亦称神仙家）们与帝王将相之鼓动下，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入海求不死药事件。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派方士到海上三神山寻求神仙及不死药，其规模越来越大。那时最著名的方士有宋毋忌、正伯侨、邹衍、徐福、卢生、李少君等人。到东汉中、晚期为道教所继承，成为道教信仰的核心内容之一。

然而，历代高道更注重“修道、修真”，正如武当山永乐皇帝圣旨碑所言：“武当山各宫观有修炼之士，怡神葆真、抱一守素、屏绝人事、外远身形、习静之功，顷刻无间。一应往来浮浪之人并，不许生事宣聒，扰其静功，妨其办道。……有至诚之士慕蹑玄关，思超凡质，实心参真问道者，不在禁例”。这是明初皇帝对办道、参真问道者的要求，也是从全国选派来武当山住庙道人所应遵循的原则。这里所说的“习静之功”就是体道、悟道的养生实践。在历史上，那些恨山不高、林不密的修炼之士，纷纷来武当山修道，有许多修道高士被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