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使大规模垦荒成为现实，促进了私田的发展。“周初千八百国，至春秋之初，仅存百二十四国”由封建制渐变为郡县制。从“士”阶层中出现了一批不从政的脑力劳动者，他们聚徒讲学，宣传并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学在四夷”打破了“学在官府”格局。霸主纷争，各诸侯国大兴养“士”之风，据载“战国四公子”均养士数千。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当时的著名国家养士机构。

稷下学宫始建于田齐桓公（前375—前357）时期，因学宫建在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而得名。齐威王（前356年即位）继承父业，扩建稷下学宫，招聘天下贤人，荟萃于稷下，为其出谋划策。这时，稷下学宫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为了实现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对稷下学宫的发展，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政策。首先，采取“趋士”“贵士”“好士”的态度和一系列礼贤下士的措施，对富有政治思想和实践经验的稷下先生们赐之以“上大夫”之号，让他们参与国事，给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礼遇，可以不拘形式匡正国君及官吏的过失；其次，为他们“开第康庄之衡”，修起幽雅宽敞的“高门大屋”，领取很高的俸禄，提供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第三，勉励他们著书立说，讲习议论，上说下教，展开学术争鸣。与此同时，还注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囊作用，经常向他们征询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重大问题的意见和看法，让他们办理外交，甚至参与制定典章制度。这样一来，稷下学者们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强烈，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异常高涨。稷下先生来自于不同的诸侯国，带着他们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时事见解来到了稷下学宫，史称“诸子百家”。像邹衍、田骈、捷子、慎到、环渊等有名的学者有数千人之多。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学者们聚集一堂，互相辩难，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稷下学宫达到鼎盛。直至齐湣王（前301年即位）前期，这种状况并未减弱，稷下学士达数万人，稷下学宫仍有继续发展之势。在“多元”并存的思想格局中，稷下各家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稷下学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人们可以提出各种观点，各种思潮都可以在这里发展或争鸣，于是产生了“大九州”学说、“民为贵，君为轻”思想，等等。无论哪门哪派，都可以在稷下授徒讲课，参与争鸣；学生之间、先生之间、学生与先生之间或本派内部随时都可以进行自由辩论；辩论的目的是以理服人，因而在当时辩论和演讲成了一门学问、一门艺术，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名的雄辩家。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环境和氛围里，各家各派逐渐去谬存真，取长补短，立足本派，旁采众家之长，在更高的层次上趋于统一，既活跃了思想、繁荣了学术，又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锻炼、提高了人们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www.daowen.com)

稷下学宫基本与田齐政权相始终，随着秦灭齐统一中国而消亡稷下学宫，历时一百五十年左右，其创办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不仅为前所未有，也是整个古代教育史上所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