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氏的这些提问，在1976年被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可以用两段式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他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的起源问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他在中国《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的《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而西方的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认定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作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李氏的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是因“封建官僚制度”“重农轻商”“重农抑商”等政策所致。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发展的阻力太大。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www.daowen.com)

一些人对李约瑟难题的前提提出疑问，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可能并未高于西方，指尽管中国人有不少发明创造，但中国可能仍然落后于西方，因为中国以实用技术为主，缺乏科学论证与抽象化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即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高于西方，也不能推出科学和工业革命就一定会在中国发生。两者不具必然联系。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然而，李约瑟还说：“这种灵感也许完全不是欧洲人的，而且也许这种最现代的欧洲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庄周、周敦颐、朱熹这类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现在已经认识到的要多得多。”李氏所列人物正是继承道家思想体系的代表，如果说朱熹、周敦颐是儒道兼承，而庄周完全是老子思想的承传者。另外，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氏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笔者只是希望，我们在寻找“李约瑟难题”答案时，不要忽视、更不要轻易否定《老子》的伟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