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思想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它们对原始文化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代文明，如古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则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今天，轴心时代已成东西方史学、人类学和哲学等学科的一个无法绕过的课题。事实表明，“轴心时代”既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思维的“建构”。可是，通观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由于缺乏一个科学的研究视角或方法，故使得轴心时代这一遥远而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始终没能得到令人信服的阐释。

雅氏的“轴心时代”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这种文化突破现象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北纬35度区间。二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这些古老的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三是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至今还在应用，尚未超越。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动荡和战乱时间最长的一段历史，也是意识形态碰撞、文化形态交替的时期。诸子立说、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文化竞相绽放的情形，是我国文化发展最为活跃和丰富的时期，合成了今天博大精深，既包容又开放的文化传统。对我国思想、政治、文化、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历史发展到今天，两千多年过去了，虽然我们的文化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变化，可是新的文化轴心时代却并没有出现，历史也很难有同这一时期相提并论的文化繁荣时代。(www.daowen.com)

闻一多先生可能是我国最早明确意识到轴心时代现象的学者。他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1943年作）中有过涉及轴心时代的说法：“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陈方正教授说，“轴心文明”是指凝聚着人类价值与精神面貌的宗教与哲学思想，它是文明的“内核”，是其最深层、最根本的部分。余英时先生详细地论证了中国轴心时代超越的独特性：中国的轴心突破好像是“最不激进”或“最为保守”的。中国在轴心时代期间或此后，都着重于历史的连续性。“突破”是出现了，但是并非与突破前的传统完全断裂。相对于希腊轴心突破针对的是荷马诸神的世界，以色列针对的是“旧约”和摩西故事，印度针对的是悠久的吠陀传统，中国轴心突破发生的背景则是三代（夏、商、周）的礼乐传统。希腊与以色列的“轴心突破”，都是属于“外向超越”型的；中国古代“突破”所带来的“超越”与希腊和以色列恰恰相反，可以更明确地界说为“内向超越”。李泽厚、陈来、姜广辉、余敦康等学者在研究中国轴心时代时，提出过一个与轴心时代概念直接相关的“前轴心时代”概念。他们几乎都认为，我们仅仅通过“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本身去找轴心时代根源，是不能找到答案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向前追溯，这就自然引出一个“前轴心时代”的问题。李泽厚先生对巫文化的讨论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可视为对中国轴心时代发生背景研究的一个贡献。陈来先生对孔子出现之前的前诸子时代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做出了一种全新的解读和阐释，揭示并论证了作为轴心时代出现的文化准备，从而为前诸子时代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钟国发先生认为，轴心时代人类具有了向传统文化发起挑战的能力，此时出现的各大世界化宗教，“都是作为反传统宗教出现的”。范毓周、王志轩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公元前11世纪中国和希腊由于迁徙和征服造成的社会结构变迁。晁福林教授撰文认为，物质层面的内容往往可以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要透过“物”来研究“人”的精神面貌与特质。黄克剑教授的著作《由“命”而“道”》将轴心时代的特征概括为从“命运”到“境界”或所谓由“命”而“道”的转换。上述研究都比较深刻而多方位，然而，轴心时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的人类“终极关怀的觉醒”，迄今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