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1月，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以大总统令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中规定的学制系统，被称为壬戌学制，又称新学制。此改革案由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学校系统改革案》列有7条标准：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1923年，北洋政府又重新修订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规定小学校课程为国语（包括语言、读文、作文、写字）、算术、卫生、公民、历史、地理、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等学科。初级中学课程分社会科、言文科、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体育科等。高级中学分普通科和职业科（有师范、商业、工业、农业、家事等科）。普通科以升学为目的，又分为两组：第一组注重文学和社会科学，第二组注重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均分公共必修、分科专修、纯粹选修3部分，各科课程以学分计，以修满150学分为毕业标准。由此来看，起码在这种学制里面，对于劳作教育是有具体体现的。比如，小学阶段的园艺、工用艺术都有劳作教育的成分，中学阶段的社会科、体育科也有涉及，甚至在高等教育体系里面，也有劳作教育方面的因素。

施行壬戌学制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变，中外文化、思想激烈碰撞对民国时期的教育形成了一次次巨大的冲击，导致中小学的劳作教育也出现了诸多变化与发展。影响中小学劳作教育发展变化的因素变得更为复杂，导致了从“手工教育”到“工用艺术教育”，再到劳作教育的两次重大的转变，使得民国时期的中小学劳作教育具备了如下特点：在过程中体现出从照搬照抄到自我创新的成熟过程；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劳作教育不可避免地带有被迫的现实妥协性；政治因素在教育中的影响非常大；劳作教育在民国教育体系中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体现出一点自身的独有特点。

与民国时期劳作教育的不受重视相比，重视劳动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十分重视鼓励掌握先进理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联合起来。李大钊认为对劳动工人阶级进行教育实属必要，他鼓励青年走到工农实际运动中去。广大学生先后带着先进的思想走进了工棚，走进了农田，使得学生的思想性有了很大提高。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中主张的“在劳力上劳心”，就是告诉世人要培养既能动手也能动脑的健全人。这些对劳动教育的探索，推动了我们教育模式的转变。

案例阅读

人力车夫与民国文学

人力车何时传入中国，笔者未作详细考证，只是据法国梅朋与傅立德的《上海法租界史》得知，1874年，从日本来华的法国人梅纳尔首次把人力车这种新式的交通工具引进到上海，从而使法、英租界当局赚了大钱。这个行当在上海迅速发展起来，到1928年，上海的人力车已达36 280辆，数目极其可观。

著名诗人黄遵宪眼中的人力车，充满了美，充满了诗意。他作了一首诗，专赞人力车的迅疾：“滚滚黄尘掣电过，万车毂击复竿摩。白藤轿子葱灵闭，尚有人歌踏踏歌。”对人力车的赞美之意更明显。刺激人心的风驰电掣、万车争道的壮观景象，正是现代文明来临的典型写照，与旧时白藤轿子的封闭、迟缓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被黄遵宪叹为绝技的日行二三百里，是以人力车夫的体力透支为代价的。1918年，《新青年》杂志上登出的第一批白话诗，便有胡适的一首《人力车夫》。这首诗在现代白话诗史上堪称开山之作，并且诗中表现出对人力车夫的怜悯意识。

胡适的这首诗像一幕小短剧，以乘车人与拉车人的对话写出：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www.daowen.com)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能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

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

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诗中直接道出了诗人对人力车夫的深切同情。这种内心的“酸悲”“惨凄”，更因为车夫是个13岁就开始拉车的孩子而加重。这种新视角、新体验明显是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思潮所带来的。人力车夫的生计一时间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报刊上甚至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小说创作中，更产生了鲁迅的《一件小事》、郁达夫的《薄奠》等名篇。到了20世纪30年代，老舍的《骆驼祥子》仍以对人力车夫命运的深刻反映而震撼人心，成为一代名作。尽管这些作品侧重点不同，如鲁迅小说重在表现人力车夫的人格高尚，比其他同类题材之作立意新；但人力车夫已作为劳动者的代表进入文学作品，则是毫无疑问的。

人力车夫成为五四文学中最重要的劳动人民形象，说起来不乏偶然性。五四作家的平民意识使他们以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感为文学的重大使命，而其生活圈子又先天地限制了他们对广大工农的了解。只有每天出门坐车接触到的人力车夫，才是进入他们生活中并为作家所熟悉的唯一的劳动者。于是，人力车夫便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作家的青睐。

虽然如此，偶然性中仍包含着必然性。同是一辆人力车，从先进生产力的象征到劳动者苦难的化身这种文学上的变迁，正好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历史前进的轨迹。

（资料来源：夏晓虹.诗界十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整理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