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詹姆斯·奥康纳

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在美国圣劳伦斯大学学习，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巴纳德学院、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圣约翰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现任圣克鲁斯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教授。他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著作是论述古巴问题的《古巴社会主义的起源》（1970年），最重要的著作是《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年）。《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也是他的一部成名之作。

奥康纳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和作用。奥康纳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仍然适用，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生态学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的自然生态观是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奥康纳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等著作，认为马克思的著作中有着丰富的自然生态思想。马克思的自然生态思想的主要观点是，自然是先于人类社会而客观存在的，人与自然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自然界对人来说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等。

奥康纳对“自然”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奥康纳认为，过去人们对“自然”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十分全面，“自然”概念被解读成了“荒野”“原始”“乡土气”“孩子气”。贯穿上述这些概念的一条主线是，“自然”被视为一种未被污染的、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远离都市的东西。“自然”概念还应具有“环境”和“条件”的含义，人类是依赖于这些外在条件而存在的。自然概念实际上有两重含义：一是外部自然，它是相对于人类社会而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另一个就是人化自然，也可以称作“第二自然”，它是经过人类的实践活动而改造后的自然。奥康纳认为，马克思更重视人化自然，虽然马克思十分重视自然对生产的重要性，但他更多的是关注人类的生存问题，关注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的问题。

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奥康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称为第一重矛盾，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趋势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称为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也许是很关键性的一种理论思路”^[41]。奥康纳认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方面属于一流的理论家，但他们两人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置于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理论的中心位置。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赖资源枯竭和自然退化的程度。他们不仅没有准确预见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构自身的能力，也没有预见资本所具有的保护资源和防止或消除污染的能力。”^[42]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年代，科技和工业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没有当前这么严重，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研究重点放在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上，而没有准确地预测出生态危机在当代日益严重。第一重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第二重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第二重矛盾的核心是生产条件。生产条件“并不是作为商品，并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而生产出来的，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43]。奥康纳认为生产条件包括“环境”、“人类劳动力”和“基础设施”三个方面。第二重矛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在：第一，生产条件受到国家、资本和市民斗争的影响，三者之间的利益争夺，会破坏生产条件；第二，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根源；第三，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使发展中心和边缘地带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破坏，从而引发生态危机；第四，技术降低生产成本并成为国家控制工人、维护合法化的手段，资本对技术的运用从侧面对生态造成了损害。

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所导致的是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而由第二重矛盾所导致的则是生产不足带来的生态危机。奥康纳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并且相互影响。这就是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

奥康纳认为，首先是资本积累导致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的发生。经济全球化以后，追求相对剩余价值已成为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积累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或不断降低的工人阶级再生产出来的成本基础上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相对剩余价值’）。”^[44]提高相对剩余价值，首先要降低生产成本，其次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生产成本的降低主要依靠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会大量开发自然资源以源源不断地获取原材料。奥康纳指出：“高利润导致了高积累率，高积累率反过来又导致了对原材料的更大的需求；对原材料的更高水平开发导致了生产成本的降低，而生产成本的降低又会使本来很高的利润和积累率变得更高。”^[45]很显然，由于资本家对利润的狂热追求，导致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对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多，对自然的损耗和破坏也越来越严重，生态危机的爆发就成为必然的现象。

奥康纳指出，不平衡的发展和联合的发展也是导致双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不平衡发展是指“历史上生成的工业、农业、矿产业、银行、商业、消费业、健康、劳动关系以及政治结构等等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状况”^[46]。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直接结果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人口、工厂的集中分布，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树木的过度砍伐、土壤恶化、水资源流失以及矿产资源的减少，导致资源的消耗和枯竭。“不平衡发展不仅是工业生产、商业、人口等因素在发达地区的集中，而且也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和原材料的集中榨取，这同时也会使这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的新陈代谢’遭到破坏。”^[47]应该说，不平衡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般还是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范围之内，但是，联合发展则使生态危机扩展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联合发展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联合的一种普遍模式。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说，联合发展可以将自己的工厂从本国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同时也将原材料、能源的消耗以及环境的污染从本国转移到他国或地区；而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说，政府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不惜牺牲本地生态环境吸引外资，其结果必然是资源耗尽、环境恶化。目前，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很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正面临着优秀劳动力向发达国家不断转移、资源能源逐渐枯竭、生态环境加剧恶化的严峻局面。联合发展加剧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贫困程度，同时造成了不可逆的生态灾难。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所以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双重危机，奥康纳提出实现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建设生态社会主义以彻底解决双重危机的思想。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承认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严重生态问题的事实。众所周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都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无论是经济实力、发展速度、市场占有，还是科学技术，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无法企及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摆脱落后的状况，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自然而然地要将经济发展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以及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引进外资，发展重工业，开发矿山，建设能源工程，采取粗放型发展模式，成为这些国家的必然选择。尽管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科学技术比较落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小得多。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非为少数人获取无限的利润，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计划经济体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竞争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损耗和污染更多是政治而非经济问题；这也就是说，与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48]因此，奥康纳认为，只有将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结合，走生态社会主义之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双重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根据需要而不是根据利润来生产的社会。奥康纳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希求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这也就是说，按照需要（包括工人的自我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49]。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环境秉持“保护第一”的态度，提出“运用劳动力与原材料、技术与机器、知识与社会组织以及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去斗争、修复和保护对自然生态条件的保护、对劳动者生命的保护和对人们生产生活条件的保护”^[50]。生态社会主义既关注自然生态环境，又关注人类的居住环境、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统一。

2.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当代北美杰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1953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市，1975年毕业于美国常青州立大学并取得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美国杂志《组织与环境》的主编和《每月评论》月刊的联合撰稿人之一，著名的左翼学者，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脆弱的星球》、《马克思的生态学》和《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形成了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福斯特因《马克思的生态学》而闻名于世，他在这部著作中更正了大家对马克思的误解，即马克思没有“遭遇”环境局限这一问题。在其最新力作《无休止的危机》（The Endless Crisis，2012；与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合著）中，福斯特对其所称之的“停滞—金融化陷阱”进行了剖析。

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的批判上。早在1964年，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就对资本主义“单向度”发展进行过批评，后来他在1972年出版的《反革命与造反》中写到：“污染和水污染、噪音、工业和商业抢占了迄今公众还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于奴役和监禁好不了多少……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51]明显具有了生态批判和制度批判的内容。阿格尔是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第一人，他认为是消费异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主张以生态危机来否定经济危机。奥康纳在阿格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理论：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属于“第一重危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是“第二重危机”。福斯特在仔细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方法审视自然和生态危机，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正如其经济危机的根源一样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以追求经济增长、获取高额利润为最高目标的“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生态危机、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这种生产方式是由处于社会上层的极少数人和处于社会低层的绝大部分为维持生计而工作的工薪阶层所构成，它犹如一种巨型的松鼠笼子，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脚踏轮上的一部分。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首要的目的是要保持指数级增长态势，马克思将其归纳为：若年增长率保持在3%，则约25年后，经济产出就可以翻番。为了保持高额的产出，必须严重依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通过投入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最终导致自然资源被快速地消耗以及向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因此，在福斯特看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的无限扩张必然超越生态所能承受的极限，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

福斯特引用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詹姆斯·古斯塔夫·史伯斯（James Gustave Speth）所著书中的一段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资本主义是无法维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52]

关于生态危机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外理论界一直以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因果说”；另一个就是“技术痴迷”。前者将现代社会的生态灾难的原因归之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后者则把解决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于科学技术。生态中心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总是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不合理使用，甚至过分夸大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他们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集中体现，只有把罪名加在了科学技术的身上。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提出了“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观点，认为是资本主义对于科学技术的滥用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单向度”。莱斯发展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提出科学技术不是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当资本主义把科学技术当作其资本扩张的工具时才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异化”。奥康纳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进步在经济领域中是一种胜利，但在生态领域中无疑是一种灾难。福斯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生态方式（福斯特称资本主义制度为“失败的制度”），而不是科学技术，相反，科学技术对于生态问题的解决与生态学思维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关系。

“技术痴迷”者则把科学技术当作包治百病的良方，他们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科学技术，认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标准方法就是引导技术向较良性的方向发展，把技术的改进作为摆脱生态灾难的主要途径。“技术痴迷”者普遍相信“技术的魔杖”通过不断改进与创新的技术既能提供改善环境的可能性，又不影响资本主义机器的正常运转。从资本主义制度外寻找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是否可行呢？为此，福斯特专门研究了“杰文斯悖论”。所谓“杰文斯悖论”是指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比如煤炭，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53]

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标，而是以追求财富为目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的能源”^[54]。然而，“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够在有限生物圈内确保经济的无限增长”^[55]。他坚持认为，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技术的观点是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就是说它不会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许多方面从短期看也如此）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56]。“如果想要拯救地球，就必须摈弃这种鼓吹个性贪婪的经济学和以此构筑的社会秩序，转而构建具有广泛价值的新的社会体制。”^[57]在他看来，要解决生态危机，只有抛弃资本主义制度。

当生态危机的顽疾困扰着西方世界，而西方理论家又苦于无计可施的时候，国外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反生态的思想家，“绿色”不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之中。福斯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在较为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之后，福斯特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在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内生了系统生态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符合现代生态学的定义和原则，而且超越了生态学的狭隘性。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形成一直都是伴随着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关注人的命运，即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且对生态问题也倾注了深切的人文关怀。福斯特反对片面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整体方法，即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研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生态观，以重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

通过对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梳理，福斯特发现，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包含着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58]。通过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分析，福斯特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生态学思想来源追溯到伊壁鸠鲁和费尔巴哈那里。“作为一位伟大的启蒙者——他著作中的观点被培根、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些各具特色的思想家所采用——伊壁鸠鲁在为世界做出一个符合辩证法定义的斗争中为我提供了一副唯物主义生态学出现的连续画面。”^[59]福斯特认为伊壁鸠鲁具有进化论色彩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深深地影响了青年马克思，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本人唯物主义的一个起点。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这种具有生态内涵的生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中得到了体现。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蒲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批判中形成的，同时，李比希的农业危机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摩尔根的“生存技术”对马克思生态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生态学的贡献在于其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唯物主义与生态学并不矛盾，相反它对生态学的影响是深刻的。这种影响突出体现在巴里·康芒那（Barry Commoner）的四条生态法则上：（1）万物之间都相互联系（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 Thing Else）；（2）万物都有归属之地（Everything Must Go Somewhere）；（3）自然知晓得最多最好（Nature Knows Best）；（4）“无”中难以生“有”（Nothing Comes from Nothing）。

福斯特认为，新陈代谢断裂或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学的直接贡献，它使人们看到了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原因。20世纪30年代，李比希出版了《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运用》一书。李比希认为，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对植物生长具有决定作用，单一的化学肥料不可能长久维持土地的肥力，而城乡对立的分离造成了远距离贸易是土壤养分流失和农业危机增长的原因，土壤的衰竭问题还与人类和动物排泄物所引起的城市污染联系在一起。因此，资本主义农业发展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马克思正是受到了李比希的影响，提出了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他在《资本论》中写到：“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最低限度……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60]“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61]物质变换裂缝的直接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食物和服装纤维的长距离贸易使土地的营养成分得不到有效的回归而导致地力枯竭，以至于农场主们为了得到肥料，去挖掘墓穴中的骨骼和从秘鲁进口海鸟粪；另一方面是城市的普遍污染，城市居民要承受人和动物排泄物恶臭对身心的摧残。“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62]福斯特指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具有必然性，而且无法靠其自身来修复。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生态灾难的事实的批判中凸显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目睹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造就了大工业体系、大工业城市，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本家狂热地追求剩余价值，导致了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冶金、焦炭工业产生的废气、废渣和废水，不经任何处理就被资本家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去；蒸汽机排放的煤烟、城市人口排放的生活垃圾污染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63]“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别人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64]资本的扩张本性不仅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且给处于最下层的工人阶级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曼彻斯特的工人聚居区，“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散发出臭味来污染四周的空气”^[65]。除此以外，工人还要遭受工作环境给他们带来的伤害。粉尘、铅砷等重金属、高温、通风不畅等，无时无刻不威胁着工人的身心健康。资本不仅破坏了土地等自然力，而且破坏了人类的自然力，即劳动力。

【注释】

[1]余谋昌：《环境哲学：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113页。

[2]《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版，第1163页。

[3]《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版，第1163页。

[4]赫伯特·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9页。

[5]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6]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7]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8]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9]邓志伟：《弗洛姆人道主义消费伦理思想探析》，《道德与文明》2006年第1期，第21页。

[10]艾里希·弗洛姆：《生命之爱》，王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2页。

[11]艾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6页。

[12]艾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关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4页。

[13]艾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关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页。

[14]艾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关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4页。

[15]艾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4页。

[16]艾里希·弗洛姆：《精神分析的危机》，徐俊达、徐俊民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98-19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

[18]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岳长岭、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9]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岳长岭、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

[20]安德列·高兹：《劳动分工：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阶级斗争》，英国收获者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

[21]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nology.London：verso，1994，pp.42-43.(www.daowen.com)

[22]Andre Gorz.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London：Pluto，1980，p.81.

[23]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nology.London：verso，1994，p.8.

[24]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9，pp.19-20.

[25]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es.Boston：South Empress，1980，p.5.

[26]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9，pp.20-27.

[27]Andre Gorz.En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and Press，1980，p.5.

[28]Andre Gorz.En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and Press，1980，p.6.

[29]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nology.London：verso，1994，p.29.

[30]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nology.London：verso，1994，p.39.

[31]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nology.London：verso，1994，p.34.

[32]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4，p.32.

[33]申治安：《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与绿色解放之路——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6-9页。

[34]Ben Agger.Western Marxism：An Introduction.Santa Monica：Goodyear，1979，p.6.

[35]Ben Agger.Western Marxism：An Introduction.Santa Monica：Goodyear，1979，p.272.

[36]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37]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

[38]王连超：《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6页。

[39]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0页。

[40]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41]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42]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43]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6页。

[44]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页。

[45]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页。

[46]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页。

[47]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

[48]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8页。

[49]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页。

[50]解保军：《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联姻如何可能？——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探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第189-193页。

[51]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与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9页。

[52]John Kenneth Galbraith.The Economics of Innocent Fraud，Boston：Houghton Mifflin，2004；James Gustave Speth.The Bridge at the End of the Worl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p.63.

[5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54]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55]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56]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57]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58]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59]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6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8-919页。

[6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9页。

[6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6-117页。

[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

[6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