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威廉·莱易斯

威廉·莱易斯一生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作主要涉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主要有：1971年出版的《技术合理性：关于〈马尔库塞和马克思论劳动和自由〉的注释》（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Notes on“Work and Freedom in Marcuse and Marx”），1972年出版的《自然的控制》（The Domination of Nature），1974年出版的《人类需要的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Human Needs）和《批判理论及其未来》（Critical Theory and Its Futur），1975年出版的《意识形态和科学》（Ideology and Science）和《法兰克福学派作品中的人与自然的问题》（The Problem of Man and Nature in the Work of the Frankfurt school），1976年出版的《满足的极限》（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等。莱易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表达出来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没有生态思想，一直是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争论的焦点之一。否定者认为，马克思理论中强烈的工业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不相容；肯定者认为，马克思著作中包含着生态社会主义观点，并举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加以论证。莱易斯是后一种观点的坚定支持者。他通过论述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以及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概念，揭示了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莱易斯的研究是从分析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切入的。他指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自在自然，二是人化自然。“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划分界限是人类的活动。“自在自然”指的是人类出现之前的自然以及没有人类活动干预的自然；“人化自然”是指与人类的活动相联系的自然，即“现实的自然”。在人化自然中，人类是主体，自然属于客体。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等实践活动的目的就是使自然界更好、更有效地为人类服务。“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17]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使自然界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这就引出了关于控制自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当今世界，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特别是机器逐渐替代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使人从无穷无尽的劳苦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新型的人”。“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同时，人对社会的控制也达到一定的程度。恩格斯进而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将第一次成为自然的真正主人，并以此成为自己社会化过程的主人。

关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莱易斯认为，是人类对自然的无止境地索求，对商品的贪婪的欲望，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消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消费主义的文化之所以会导致生态危机，是由于资本需要通过“控制自然”以实现对人的控制。莱易斯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还与西方传统哲学的“控制自然”的世界观有关。在“控制自然”观念的支配下，人类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宰，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在自然界面前肆意妄为，任意索取，毫无节制可言，使自然界不堪重负；然而自然界并不是被动的客体，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当人类的活动超出了自然界承受能力的时候，就会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异化，自然的报复行为的表现就是生态危机的爆发。

莱易斯批评了某些西方思想家把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科学技术的错误观点。莱易斯指出：“实际上，科学技术仅仅是控制自然这一广为人知的更为宏大谋划的有力工具。”^[18]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不在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积淀于人们头脑中控制自然的观念。莱易斯的意思非常明确，科学技术充其量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在正确观念的影响下，科学技术能够为人类带来福祉；反之，则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科学技术，而在使用这种工具的人及其“控制自然”的观念。

莱易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生态批判。莱易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及其生产方式，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消费。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资本家的唯利是图、急功近利，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资源的严重浪费。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其中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加重了生态恶化的程度。然而自然界并不是任人摆布的客体，当人类活动超出了自然的界限的时候，自然就会惩罚人类。因此，人类只有适应自然，才能生存和发展。莱易斯主张发展一种新的需要观、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实行稳态经济。

关于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问题，莱易斯认为，人取代神成为世界的独一无二的主宰后，人的行为不受任何限制，人把自然当作客体，当作对象也不受任何限制，这就造成了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也毫无限制，人类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主人，自然界就是任人宰割的对象。这种“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因此，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就是，作为主体的人类担负责任，自觉控制对自然的无限非理性欲求。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对“控制自然”观念进行重新解释，“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亦即人性的解放：人类在和平中自由享受它的丰富的智慧成果”^[19]。当然这种观念的转变，需要依靠人类伦理道德的进步。

莱易斯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运用造成了生态危机，为解决人类的需要不断膨胀的问题，他提出了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的理想。这个社会的目标是降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求因素的重要地位，把人口平均计算的能源及物质减少到最低限度。而更主要的目的是重新改变社会政策，使其采用幸福的质的标准而不是量的标准。

2.安德列·高兹

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法国左翼思想家。高兹于1924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其父是犹太人，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高兹和家人移居瑞士，并在那里开始学习哲学，受到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影响。1948年，高兹移居法国，1954年加入法国国籍。作为萨特的追随者，高兹是萨特的学生和亲密战友。他在政治上接近马克思主义，主张“自下而上”地建立群众政党，反对资本主义统治。20世纪70年代后期，高兹发表大量文章支持生态学运动，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成为当代生态哲学和生态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在当代西方，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要改变这种灾难的状况，唯一的出路在于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并使用可再生的能源，采用分散的技术。与此同时，应选择能促进个人自主与自然协调的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之上的社会。高兹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西方被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高兹的主要代表作包括《历史的道德》《劳工战略》《艰难的社会主义》《改良和革命》《向工人阶级告别》等。

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受三大理论的影响。一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存在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认为人在无意义的宇宙生活中生存本身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无意义的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活出精彩。存在主义关注的核心是个体的解放。存在主义深深地影响着高兹的思想和理论，使高兹从关注人的解放转到关注人的生存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等影响人的自由解放的因素。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渊源，共产主义理想、人的全面解放思想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对高兹的影响很大。三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扩大到生态领域，开启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先河，使人们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而手足无措时，看到了破解时代难题的希望。高兹以及以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家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的。

高兹运用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理论，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问题，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20]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目的决定的，高兹认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既是对自然界破坏和掠夺的“生态法西斯主义”，也是对领导者的进一步控制和摧残的“技术法西斯主义”，所以，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不仅仅是生产技术应用问题，更是统治关系、等级关系的体现，“对资本主义来说，它只致力于发展一些与其发展逻辑相一致、符合它的继续统治的技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已经铭刻在资本主义的技术之中。”^[21]实际上，高兹批判的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问题，而没有全盘否定技术的先进性。高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劳动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习惯把工作和职业等同起来……然而工作如果变成获取薪资的职业，那么就会变成一种时间的贩售、外在的压迫、精神的负担……那么自由与快乐就只能在工作之外寻找，真正的生活就不是开始于上班，而是开始于下班。”^[22]因此，他提出“解放劳动”的思想。“使劳动成为自主活动的愿望，内在于劳动的本质、能力以及履行。”^[23]高兹的意思非常明白，他理想中的劳动应该是自主自愿的，而不应该是为了薪资而被迫的行为。

高兹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从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开始的。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马克思眼里，经济理性……只留下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和阶级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关系”^[24]。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是导致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无限扩展必将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由生态危机又会导致其他危机，“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各企业就会开始无限制地开发、利用和占有现有的自然资源，以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25]。“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就是生态危机。”^[26](www.daowen.com)

高兹主张用政治手段来约束经济理性以达到解决生态危机、维护自然生态的目的。他认为，生态问题不仅包含生态领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个企业都想让他们的各种生产要素配合最佳化，其目的都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27]。在生态问题凸显时，也有人呼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但是“资本家即使从事环保工作，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控制污染的费用减少了消费者的个人收入”^[28]。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理性支配下是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的。“只要社会关系是被经济理性塑造的，只要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增值的功能占优势……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当社会关系不再为经济理性所塑造，是服从于非计量价值和目标，在社会和个人的生活中，经济上合理的工作仅仅是同等重要的一种活动，这样资本主义就变成了社会主义。”^[29]高兹坚信，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这样的社会：这种社会不断演化，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成长空间，在物质文明、工作、环境、消费领域形成一种富有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但是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却相当小，这样的范式允许许多亚文化去发展和拓展个人自治的范围。这就出现了新的理性观念的价值观。当所有的经济决策者发展他们的策略和基于左派的需要决定他们的决定，个人活生生的利益也就把他们自己放在了民主的组织、社会协会内，这将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去组织社会，团结整个社会为个人的解放和发展提供空间，同时人们在政治、商会和文化实践中展示这么一种重新获得的和自我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具体可能性，仅仅通过这么一种社会协会和自愿合作组织，个人能从附属于难以控制的资本逻辑中解放出来，同时，在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过程中，市场被迫成了表演者。为了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方式就是要去宣称个人的权利是自由的、平等的、完整的和自我决定的，以至于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把与这些权利相冲突的社会条件得到重塑。”^[30]“社会主义运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为了使个人从市场的逻辑，从阻碍个人自治和自我实现的竞争和利润机制中解放出来。”^[31]

社会主义社会缘何能解决生态问题呢？因为具有“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社会重视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与共同发展，能够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高兹创造性地引入了“生态理性”这一概念，意在更有针对性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只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破坏甚至掠夺生态环境的“经济理性”。生态理性指的是人基于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自身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生态效果对比，意识到人的活动具有生态边界并加以自我约束，从而避免生态崩溃危及到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高兹指出：“生态理性旨在用这样一种最好的方式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尽可能提供最低限度的、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耐用的东西，以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能源的花费来生产这些东西。”^[32]显然，要实现生态理性就必然要限制甚至抛弃经济理性，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即建设具有生态理性特点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当然，高兹所讲的社会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和现存的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他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身内蕴生态理性并抛弃了经济理性，能确保经济行为不会偏离正确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方向。生态社会主义使劳动者成为自主行为，追求生活的真正意义，追求适可而止的消费，奉行“够了就行”和知足常乐的原则，提供一种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新生活方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

高兹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异化、消费异化、劳动异化、工人异化等问题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质特征决定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提出只有建立具有生态理性特点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最终解决生态危机。高兹的生态思想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丰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同时，他的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的观点也有一定的认识局限性。

3.本·阿格尔

本·阿格尔（Ben Agger），1952年出生于美国，美籍加拿大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社会学教授。阿格尔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父亲的激进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1976年获得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阿格尔在大学阶段就接触并研讨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等人的思想，着重研究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随后，阿格尔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哲学及南斯拉夫的社会理论。他的导师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与南斯拉夫理论家的教育，促使阿格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奥尼尔的言传身教下，阿格尔接触了马克思、黑格尔、康德等思想家的思想，还研究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科塞等人的作品。1976年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主教大学任社会学助理教授，1977年开始任教于安大略省的滑铁卢大学，1981年加盟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获得社会学教授和比较文学教授的职称，1994年后任德克萨斯大学社会学教授。

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6—1988年）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提出及其基本框架构建阶段。主要著作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以及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他首次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产生原因和解决途径。第二阶段（1989—1999年）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女权主义后现代批判理论的转向阶段。该时期的主要著作有《社会（本体）学：学科解读》《性别、文化和权力：走向女权主义后现代批判理论》《批判社会理论导论》《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解构》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人民遭受的异化和支配的范围越来越大。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他更加深入地思考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建构了作为第三代批判理论的女权主义后现代批判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与自然所实行的双重支配。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是阿格尔对互联网影响下的网络社会加以反思的阶段，也是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的阶段。主要著作有《公共社会化：从社会事实到文学行为》《延缓后现代：社会学实践、自我和理论》《快速资本主义的再加速：文化、工作、家庭、学校和身体》等。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较以前更快，对环境的破坏也与日俱增，社会变革的困难也越来越大。^[33]

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对马克思的原本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阿格尔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主要是他的辩证方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中，阿格尔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原本理论归纳为“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其‘内在矛盾’规律的理论；使内在矛盾向经验方面发展的危机模式”^[34]三个部分。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1844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论述了政治异化、经济异化、劳动异化，以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方面的异化问题。阿格尔认为，异化问题是马克思辩证方法的主要支柱，贯穿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历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异化理论和内在矛盾理论没有过时。马克思解决异化问题的方法是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叫作“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阿格尔把自己的生态危机理论称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是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矛盾思想的继承，又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发展。阿格尔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包含两种分析视角：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支配的多种形式，即人类在这些支配形式中从感情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极权主义的协调与异化劳动的负担。”^[35]

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入手的。^[36]阿格尔指出：“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马克思原先关于只发生的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效了。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37]阿格尔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把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考察仅仅限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而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与其早期阶段有很大区别，当今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是生产与消费之间歪曲了的关系。今天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较稳定的制度，而是一个难以驾驭、随时可爆发危机的制度。“今天的危机理论既强调资本主义内在结构矛盾（导致马克思称之为利润率下降的矛盾），又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化解以及掠夺自然资源的趋势。”^[38]

阿格尔认为是异化消费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发生。“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之所以叫“异化消费”，一是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协调和集中化的生产过程使人感到缺乏自我表现和自由劳动的意义，于是，就逃避到以广告为中介的商品的消费中去寻找人生意义，到消费中去实现其创造性，人为闲暇而活着；二是因为它使人把满足、快乐同消费等同起来，这是对异化劳动的一种不恰当的补偿；三是因为它把异化劳动当作物质丰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而又支撑起了异化劳动。^[39]

阿格尔构想通过消费希望的破灭和稳态经济理论解决生态危机。关于消费希望的破灭问题，阿格尔提出了“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他指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新的危机动态是由我们称之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引起的，这种辩证法是消费者突然对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和可能重新调整对于幸福含义理解的过程。”^[40]“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和异化消费理论的基础上的。由于异化消费是工人阶级摆脱痛苦寻求“自由”的唯一方式，也是资产阶级扩大再生产的唯一动力，所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从人类可以期望得到永无止境的商品的消费中获得其合法性。但是由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无力支撑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性，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必然转化为供应危机。由于人们已习惯于把自己期望的那份物质丰裕看作是异化劳动的补偿，当供应危机来临之时，他们的期望破灭了，无产阶级产生了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在期望破灭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开始摧毁陈腐的需求观念和价值观念，产生新的期望和满足这些期望的方式。阿格尔认为，正是在“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动态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有力的动力。

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人的异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透过生态环境问题，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和自然的严重损害。他提出的“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和以稳态经济理论解决生态危机的思想，对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和出路问题，以及探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阿格尔的理论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是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是联系在一起的，提出用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否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生态危机实际上是经济危机的衍生物，是经济危机在特定时期的表现，所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并没有过时。二是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建立“抑制增长”的生产模式来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措施，因而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抑制增长”在现实世界也是行不通的。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放弃并摧毁已有的现代工业基础，不可能牺牲现代物质生活条件而同大家一起过“苦行僧”的生活；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放弃工业化和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现状的机会。阿格尔所主张的用小规模技术取代大工业技术，本身就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因此也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