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联系在一起的当属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残酷现实，客观地分析了生态危机爆发的根源，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出发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名称来源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该研究所创建于1923年，其成员主要是一些有着犹太血统的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以批判的社会理论著称。其学术观点集中反映在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的著作中。它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施蒂纳等人的传统，受叔本华、尼采和狄尔泰的非理性思想影响，并受新康德主义、韦伯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学的启迪，借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和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提出和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旨在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

1.赫伯特·马尔库塞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褔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1898年7月19日出生于柏林一个资产阶级犹太人家庭，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40年加入美国籍，起先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处，后到哥伦比亚、哈佛、加利福尼亚等大学任教。

马尔库塞的哲学思想深受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同时也受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论的很大影响。马尔库塞早年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作一种黑格尔主义的解释，并以此猛烈抨击实证主义倾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要从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揭露，主张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

马尔库塞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对生态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的生态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晚年的著作如《单面人》《论解放》中，他提出的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相统一的观点，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不仅造成资本主义世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而且也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资产阶级凭借着技术的手段，把自然界作为征服和掠夺的对象，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马尔库塞试图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解决生态危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答案。他坚信，马克思的自然观在客观上的确能够解决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马尔库塞在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中发现，以往人们只是关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奴役和异化下的全人类解放问题，而自然作为人类解放的一个重要领域却一直未被人们重视。他认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思想在于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统一，人的解放必须以自然的解放为条件。马尔库塞所说的“自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人自身的自然，二是外在的自然界，即人的存在环境。人们看到和生活中的自然已经不再是自然的原貌，而是按照资本主义利益和目的改造过的自然，是异化了的自然，是人化自然，是被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支配的自然。马尔库塞在肯定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不仅能掌控社会物质生产过程，还可以加强对人的意识、心理的干涉与操纵，使人们彻底臣服于整体社会需要，从而最终丧失了人最本质的内在的自由。在这一前提下，科学技术不再是用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而是榨取自然资源的手段和工具，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控制社会，进而控制自然的新形式。

马尔库塞认为，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人类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让自己周围的生态环境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已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关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表现，马尔库塞总结为三点。一是对自然界轻视的态度。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攻击性的社会”，它让人变得具有攻击性，同时将这种攻击性引向自然，使自然屈服于商业组织。长期以来人们是以一种“主客体”的关系式在看待人与自然的。“自然客体”被当作一种对象，当作检验生产力先进程度的场所。二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导致自然变成了“商品化的自然界、被污染了的自然界、军事化了的自然界”，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不断加剧，“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噪声、工业和商业抢占了迄今公众还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奴役和监禁好不了多少”^[4]。三是如果任由生态危机发展，可能引发毁灭性的后果。

马尔库塞认为，消费异化是导致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他指出：“我们再次面临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令人苦恼的方面：它的不合理性的合理的特点，它的生产力和效率，它增加和扩大舒适面，把浪费变成需求，把破坏变成建设的能力，这一切使得异化的概念成了可怀疑的。”^[5]他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孕育出的“虚假性需求”和“异化了的消费”导致了这一结果。马尔库塞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需求：“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真实需要”是指“那些无条件地要求满足的需要，才是生命攸关的需要——即在可达到的物质水平上的衣、食、住。”^[6]“虚假需要”是指“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现行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7]都属于这一范畴。从“虚假需要”中得到的只是一种“痛苦中的安乐”的心理满足感，人们往往把虚假性需求视为真实需求，把消费的多寡、档次的高低视为衡量幸福的标准。人们相互攀比，由此引发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也导致了资本家对自然的疯狂掠夺，生态危机最终爆发。(www.daowen.com)

关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马尔库塞首先寄希望于新技术的产生。他认为，是现代科技的异化造成了人与自然的脱节，科学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让人们充分享受到了物质的富足，但是却同时日益控制人的身心。为了消除这种矛盾，首先，必须创立一种新技术。这种新技术不是对原有技术的延续，而是要按照未来自由发展的需要重新规划设计。人们在原有技术的推动和技术理性的统治下，将自然看作是物质资料的生活来源，不断地盘剥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未来创立的新技术将要克服这些缺陷，对自然实行“人道的占有”，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真正实现“自然的解放”。其次，要建立真实需求的新消费观。马尔库塞呼吁人们从资本主义的所谓物质富裕状态下解放出来，从虚假需要中解放出来，“有计划地利用资源并花费最小量的劳动以满足根本的需要，要把闲暇时间变为自由时间，并使生存斗争和平化”^[8]。

马尔库塞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展的现状，敏锐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生态危机，提出了人类不能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同时要为自然界服务，要人道地对待自然，要解放自然，因为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他提出通过节制生育、消除军备竞赛等方式缓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这些建议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他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因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显然混淆了科学技术本身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区别，没能认识到生态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新的表现形式，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深层根源。

2.艾里希·弗洛姆

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美籍德国犹太人，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毕生致力修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切合西方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精神处境。精神分析学说对世界有影响力。弗洛姆1900年3月23日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市一个犹太人家庭，1922年获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次年至慕尼黑大学专攻精神分析学。1925—1930年，他在柏林精神分析学会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完毕。1930年，他开始临床实践，加入法兰克福社会观察学会。1934年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50年后，先后担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教授、密歇根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著有《逃避自由》《为自己的人》等多篇论著。

弗洛姆认为，人属于自然，人来自自然，最终还要回归自然。人本身就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开始人的生命旅程，在这个旅程中，作为地球生命系统中的一个生物物种，它要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共生的关系。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是，人不仅是受动的存在物，还是能动的存在物。人的能动特性催生了人对自然的征服欲望，科技的迅猛发展使这种欲望与日俱增，加速了人对自然的索取与奴役，生态危机由此爆发。

弗洛姆生态思想的核心是生态伦理。弗洛姆认为，生态伦理问题的实质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是伦理学的中心问题。生态恶化是人的行为的结果，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性危机，要解决人性危机，就要对人性和人的行为有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弗洛姆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问题。他指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却是不健全的社会，因为它造成了严重的“人性异化”。^[9]这种异化尤其在消费领域最为严重。消费异化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最终导致人性的毁灭。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要求不断发展生产，因而必须不断扩大消费。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资本主义把人变成了贪婪的、被动的消费机器，变成了“商品饥饿者”，在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中，“即使富裕的人也会感到贫困”^[10]。消费异化扭曲了人的幸福观。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幸福就是消费更新和更好的商品，饮下音乐、电影、娱乐、性欲、酒和烟”^[11]。人们贪婪地消费着一切，“给我们的神经不同程度的刺激，不会使人的内心充满快乐。一种没有快乐的社会又迫使人去追求新的、越来越富有刺激的享乐”^[12]。无止境的恶性循环，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痛苦。消费异化使奢侈浪费之风盛行，对人的心理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弗洛姆认为，消费异化导致人类对自然界进行贪婪地掠夺，使自然界遭到严重破坏，长此以往，人类的灾难会很快到来。“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13]

弗洛姆主张通过建立人道主义消费道德规范，以人道的消费方式，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弗洛姆指出，资本主义正在大批量地生产出奉行极端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异化的消费人，他们对能够给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命造成威胁的情况（核灾难和生态灾难）的可能性无动于衷。他提出进行心理变革和道德更新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只有人的心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社会才可能出现”^[14]。他倡导人道主义消费观：“消费活动应该是一个具体的人的活动，我们的感觉、身体需要和审美趣味应该参与这一活动——也就是说，我们在消费活动中应该是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感情的和有判断力的人；消费活动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富于人性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体验。”^[15]他呼吁建立健康人道的消费方式，并且强调要承担历史责任，重建人与自然之间新的和谐。“我们不仅要对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负责，而且也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一味地掠夺自然资源、污染我们的星球和不断扩充核军备，这是我们利己主义的最突出表现。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将是一个被掠夺得不像样子的星球。”^[16]

弗洛姆的人道主义消费伦理思想从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消费异化出发，以深邃的目光剖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赖以生存的极端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主张建立人道主义的消费伦理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弗洛姆的消费伦理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消费伦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