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学术交流的活动中，汝信还不忘抓住时机，向韩国、日本多次阐述儒家学说，以清除“文革”中造成的不良影响。

长期以来，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且在历史上也对我国的东亚邻国韩国和日本的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在“文革”中，由于“四人帮”大搞“批林批孔”，儒学在韩国、日本造成了恶劣的印象。因此汝信觉得，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对韩国和日本的学术交流中，自己有责任在学术活动中公正客观地阐述评价儒家学说，以消除“四人帮”的流毒。

1993年，儒学国际讨论会在韩国举行，汝信作了题为《儒学及其在现代中国的作用》的主旨讲演。在讲演中，汝信首先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由先秦众多学派之一上升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在近代开始衰落的过程和原因；然后批驳了学术界两种流行的错误观点，即一是认为儒学与现代化社会不相容，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二是认为“五四运动”以来对儒学的批判根本错了，主张要以儒学为本位，重建中国文化，鼓吹“儒学复兴”，提倡所谓现代新儒学。

汝信认为，儒学作为意识形态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是与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中国社会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儒学就历史上一定的整体来说已难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不可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完全抛弃儒学，对它全盘否定。相反，儒学两千多年来已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文化的发展有继承性，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和发展。而儒学中确实有至今仍然富有生命力的积极因素可用于当今的文化建设。问题在于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儒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行批判地继承。

汝信在讲演中还列举并详细分析了儒家思想中值得我们在今天继承和发扬的一些积极因素，特别是“仁”的学说和人文精神。最后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将得到保存和发展，正在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虽然不是新儒学，却是儒学精华的真正继承者。(www.daowen.com)

这个时期，汝信还应日本伦理研究所之邀，在东京举行了一次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当代伦理”的公开讲演，充分阐述了以儒学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伦理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对其积极面作了充分的肯定并给予新的解释和应用，同时也不回避其消极面的负面影响。

对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的阐述，除了对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邻国日本和韩国作专题讲演，在多次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涉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时，汝信都采取这种“一分为二”的态度，既反对主张全盘西化，否定祖国文化遗产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反对墨守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

汝信这一观点和立场，既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实质，也为国外学者理解和接受，在20余年前的中国，无疑又走在了哲学研究队伍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