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汝信先后负责主抓社科院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工作和外事口的对外交流工作。此时虽然已是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但是历经十年“文革”风暴的摧残，整个体制早已被打乱的社科院仍然是一片荒芜，没有一个基本的正规的制度。因此，主管科研的副院长汝信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与制定社科院的各种研究规划。在这些研究规划中，既包括全国的社科规划，也包括本院的研究规划、长期规划、年度规划等等。

紧接着，汝信又参与和制定了包括课题制、审议制和考核制的各种科研制度，并付诸实行。特别是对原来一直长期停顿的职称评定工作进行组织落实，针对各种职称的评定，建立了评定制度和机构。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汝信还负责全国性社会科学的一些学会、团体的恢复和建立工作。在“文革”前，我国虽然有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团体和学会，但是数量比较少。改革开放后，很多学会或团体纷纷建立。汝信主抓这项工作后，由社科院直接管理下的全国性社会科学的各种学会、团体达到100多个，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此外，汝信还参与管理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和组织社科院学术委员会，为院里提供学术上的咨询机构及组织包括本院的科研成果奖和全国性的“胡绳青年学术奖”的各种评奖活动。

这一系列的工作可谓繁杂诸多，但在汝信的眼里，这不过是他上任后工作的一些不值得一提的“流水账”，是“虽然在科研管理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创新不足，没有大的建树，乏善可陈”。但正是这些汝信从来不提的“流水账”和“创新不足、乏善可陈”的工作，让社科院，特别是他主抓的科学研究工作最注重的学科建设，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1977年中国社科院筹建时只有十几个研究所，到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发展到30多个研究所，可以说离不开汝信的努力和积极奉献。就如社科院科研局的一位负责同志所说：汝院长主管科研工作，对社科院的学科建设付出很多心血，起到关键作用，功不可没……(www.daowen.com)

提起社科院的变化，汝信却把自己作的工作看得很淡，总觉得对专业研究的少了：

“我虽然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时间较长，但是个人起的作用很有限。社科院的前身，即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文革’中经历风风雨雨，能有今天不容易。当年国民党跑到台湾，留下的摊子很可怜，旧中央研究院在社会科学方面只留下两个所，人员、资料、经费都残缺不全。解放后几乎是白手起家，到‘文革’前，初步轮廓才建立起来。粉碎‘四人帮’后筹建社科院时，只有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架子，人数一千多人，研究所也只有14个。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社科院的大发展，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吸收了国内外不少好的东西，社科院经历了繁荣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研究所增加到30多个，人员达四五千人。对于我所主管的科研工作的学科建设，我所做的，仅仅是‘很关心’而已……自己多年从事管理工作，对专业顾及的少了，与从事专业研究的同志有很大差距。”

从1982年至1998年，汝信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6年，在社科院同志们的眼中，汝信是一个为人谦虚、平易近人的院长，是一个“对身边同志要求严，却从来不批评人，总是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要求我们把工作做好”的院长。也有的人说：“社科院里的人有这么一种说法：认识汝信‘很倒霉’。这是因为不认识他，找他办事好办，认识他或者与他很熟悉，找他办事反而往后排，这是他对熟悉的同志要求更严一些……”

这似乎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称自己“不务正业”当副院长的汝信的另一面，当然人们看到最多的，还是他的努力付出以及社科院发生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