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汝信获得美国富布莱特政府奖金，被中国社科院选派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社科院第一批长期出国访问的学者之一。

对于曾经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毕业并精通英语的汝信来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哈佛大学做研究，他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应与太多的文化差距，但却在选研究题目的时候出了问题。

1982年汝信在哈佛大学

谈起当时的情景，汝信回忆说：

“1981—1982年，我获得富布莱特奖金资助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作为院里第一批出访学者，到哈佛大学哲学系从事一年研究。那时哈佛哲学系确实是名家荟萃，蒯因虽已退休，但仍常来校讲课，罗尔斯和普特南正当盛年，活跃在美国和国际哲学界。哈佛大学的最大优点就是自由开放，世界上著名学者路过此地都去演讲，任何人都可以旁听。

由于以前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学习过，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因此我感觉文化上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但是封闭了这么多年，我们根本不了解外界的情况。出去后才发现他们做的研究我们根本不了解，差距较大的是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那时感觉在学术方面我们很难与他们对话。这完全不像现在的情况。现在信息是相通的，青年学者一出去就可以直接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了……

富布莱特基金会和哈佛大学对访问学者的要求是十分宽松的，只提供优越的研究条件，从不干预学者的研究工作，研究什么全由学者本人决定，报个研究课题在结束时把一年研究工作情况写个汇报备案就可以了，一切都靠学者自觉，并无督促检查之说。

1982年汝信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我原先报的课题是美国哲学史，定这个题目多少有点想当然，我想美国建国时间这么短，能迅速发展成为超级强国，立国两百年，进步如此之快，作为世界上一个重要国家，其思想一定有一些长处，想必有哲学思想的因素在起作用，值得探究一下，应该研究美国的哲学史，所以我报的题目是美国哲学史。

当时出访的学者每人都有一个联系人，是哈佛大学指定的，我的联系人是普特南教授。到了哈佛我去见他，他请我到教授俱乐部进餐和谈话。他问我想做什么，我跟他讲，我想研究美国哲学史。没想到普特南教授听完我说的话后，他就不以为然，说根本没有美国哲学史这个东西，如果你要研究那些美国的开国元勋，像杰佛逊，富兰克林这些人，或研究那些清教徒，那是美国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哲学。普特南教授还告诉我说，这些人没有什么哲学，你研究美国哲学史，没有这个东西。

1982年，汝信与夫人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www.daowen.com)

我听了以后，感觉碰了钉子。当然，美国哲学史还是有的，人家也出了书。也有一些大部头的美国哲学史的著作，但在学术界评价不高，在像普特南这种层次的学者眼里，这就不是什么哲学。

不过普特南教授人很好，他并没有建议我去研究他的哲学，大概觉得我过去所受的哲学训练和原先研究的领域距离他的哲学太远了吧。他友善地对我说，你来美国做访问学者，其实研究什么不重要，希望你充分利用哈佛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做你感兴趣的东西。哈佛有很好的条件，就是你很自由，随便你做什么，各种学术活动愿意参加都可以，所以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和普特南教授谈过之后，汝信原来的研究计划不能进行了。正当他考虑如何选择研究课题时，哈佛大学请来了国际黑格尔学会主席、德国著名的黑格尔哲学专家海因里希教授来到美国，为哈佛大学讲授一学期的黑格尔哲学。由于在几年前就与海因里希教授相识，此时又正逢他讲授黑格尔哲学，汝信决定听海因里希教授的课。而正是听了海因里希教授的讲课，让汝信受到很大启发，并使他在哲学领域的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这就是在研究黑格尔之后，汝信对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研究。

汝信和夫人在加州与乐黛云等学者合影

对于这一点，汝信也曾有详细的回忆：

“……这样，美国哲学史研究不了啦，那么我研究什么好呢？当时正好有一位德国著名的黑格尔专家海因里希教授，他是国际黑格尔学会的主席，我访问德国时认识的，后来我在哲学所工作的时候，也请他来中国访问过。海因里希在哈佛大学做客座教授，讲授黑格尔哲学，讲了一学期。我别的课都没有听，就听了他讲的黑格尔哲学。

我和杜维明教授都去旁听海因里希的课，他讲黑格尔哲学跟国内讲黑格尔完全不一样，也很有意思。杜维明教授也觉得他讲得好。我因为过去和他有交往，并有国内研究黑格尔的基础，这个课听懂了，其他的课没有去听。

海因里希教授对我建议说，你们过去光研究黑格尔跟马克思的关系，当然这是重要的一条线，但只研究黑格尔到马克思这条线是不够的，那样太狭隘了。要多注意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像尼采、克尔凯郭尔，他们是值得研究的。

这样，我就把注意力转向黑格尔以后发展起来的另一条相反的思想线索，即以突出个人为特征的由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所代表的社会哲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