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这个时期，汝信同时又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前面已经提过，“文革”前，汝信对黑格尔哲学的最早研究始于他拜在贺麟先生门下攻读研究生时。当年在贺麟先生的指导和支持下，汝信不仅阅读了大量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而且写了不少有关黑格尔的文章。而这一次重新研究黑格尔，仍然是在贺麟先生的启发和支持之下，开始进行对青年黑格尔思想的研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汝信的这一哲学研究，无疑对他本人，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界，都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

大家都知道，在我国，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哲学工作者把黑格尔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研究重点，但是对青年黑格尔思想的研究，在哲学界就几乎是如“凤毛麟角”一样的稀缺了。因此，在历经“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洗劫后，汝信对青年黑格尔思想的研究，必然更加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这一点，我们从汝信对贺麟先生研究青年黑格尔的评价以及自己研究青年黑格尔体会的回忆中有更深的认识：

“贺麟先生晚年，在西方哲学史方面，特别是研究青年黑格尔哲学，在国内是一个贡献。过去中国很少有研究青年黑格尔的，他应该说是国内第一个真正研究青年黑格尔的。当时国内的研究条件困难极了，黑格尔青年时期的著作，包括哲学、神学著作，是在德国出版的，国内没有收藏，北京图书馆没有，别的地方也没有。

贺先生通过北京图书馆，专门到苏联莫斯科的大图书馆去借，借阅的期限是一个月必须还。当时没有复印机，怎么办呢？便用相机拍照，一页一页地拍出来，然后供研究和翻译之用，这个成本相当大。贺先生为了找青年黑格尔的资料，通过国外的一些学者，通过各种办法，寻找资料，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研究。(www.daowen.com)

如今年轻朋友最幸福的，就是研究条件。那时我们的研究条件，特别是与国外相比，相差太大。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学人，他们有时间、有资料，研究条件各方面都很好，我们那时不是这样。

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很难理解，那时在哲学所，其实所有的研究所都是这样，主要的任务不是搞研究，而是参加各种运动，在运动之余，业余时间挤点时间出来搞研究。虽然一再说要保证研究时间，但始终保证不了。有时候要下乡去‘滚泥巴’，整个哲学所都拉到乡下去‘滚泥巴’，一搞就搞几个月或一两年。所以研究的时间很缺，很少。这方面，我感到现在的年轻朋友，是最幸福的，有充分的时间，有充分的资料，可以去国外研究。那时根本没有这样优越的条件，改革开放之初也没有，国外来访的学者也极少，现在研究条件比起那时候真是太好了。

贺麟先生研究青年黑格尔，在国内是开创性的。我跟着贺先生研究青年黑格尔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过去有一些问题，特别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黑格尔的辩证法起源等，如果不研究青年黑格尔，就永远搞不清楚。所以我在他的激励下，做了一点青年黑格尔的研究。

后来我一直认为，青年黑格尔在各方面，在气质方面，与青年马克思相当接近；虽然时代不同，环境也不同，但气质方面很接近。当然后来又不同了。老年黑格尔，一方面成熟了，但另一方面也保守僵化了。到后来成为‘成功人士’，搞一个庞大的体系，把辩证法的革命精神窒息了。比起青年时代那种勇于进取的变革思想，差距相当大。所以我始终认为，青年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应该结合起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