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四人帮”反党集团被打倒，历时十年的“文革”浩劫终于结束。汝信和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终于获得新生，开始了新的哲学研究。汝信首先做的，是进行反思。他认为，十年的文化浩劫，虽然白白浪费了大好年华，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因此，他首先在《红旗》杂志社发表了一篇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平反的文章，接着，又完成了《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的文章。

这两篇文章都是汝信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发表的，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可说都是适应时代潮流，引发人们深思，起到了积极推进的作用。这其中，特别是《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更是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影响。

谈及《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的完成，汝信认为当年自己是在“文革”后经过认真反思的，并对人道主义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噩梦中醒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帮助我们挣脱长期以来禁锢着人们头脑的思想枷锁，看到展现在科学研究面前的大片新天地，真有如获新生之感。我首先想到的是要进行反思，为拨乱反正做一点事。应《红旗》杂志之约，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平反，清扫‘四人帮’泼在他头上的污垢。

另一篇文章就是《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我写这篇文章是有缘由的，当时的想法就是试图对国内历来受批判的人道主义作重新的评价，而我对人道主义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国内对人道主义完全是采取尖锐的批判态度，一棍子打死，认为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潮。

当时为了配合反修，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我们党在重大政治和理论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九评》。同时，还组织编写了一套从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的二三十万字的书，其中有一本专门关于人道主义，其目的就是彻底批判人道主义，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www.daowen.com)

那时组织写作班子专门做这件事，主编是周扬，参加的人主要有洪禹、王若水、邢贲思、罗国杰、郭拓、王春元、郑文林和我。从资料入手，一共搞了两年。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谈到或有关人道主义的都摘出来，编成一本书；把西方哲学史上思想家们关于人道主义的言论，把西方政治家关于人道主义的论述，还有苏联‘修正主义’的言论都编成资料书，每种编一册，出了一套书，同时写一本专著进行批判。

初稿出来后，开始要征求意见了。正好那时候，‘文革’起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周扬这位理论界反修的领导人自己也被打成了‘大修正主义分子’，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主持的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也被污蔑为假批判，实际上搞修正主义，这本书当然出版不了。

经历了‘文革’的风雨，目睹了许多人蒙受不公的遭遇，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使我怀疑我们过去对人道主义那种简单粗暴的高调批判究竟起了什么效果，究竟是否真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不能从中吸取一点历史教训，那么这些‘文革’中的无辜牺牲者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岂不是白费了吗？

有的同志进行反思，认为‘文革’中产生的一系列恶果与我们思想上、理论上的一些偏差有关系，人道主义是其中之一。当时开理论研讨会的时候，很多同志在这方面发表了见解，我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映了当时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