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随着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出炉，汝信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也几乎是同步地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

仿佛就在一瞬间，中国著名的科学文化殿堂就变成了反动的“修正主义黑窝”，曾经为新中国的红色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干部，一下子被打倒，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起挂上黑牌子的老干部，汝信虽然只有30多岁，却一样不能幸免。于是一夜之间，17岁就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参加革命，并亲历抗美援朝战争洗礼的汝信，也和老干部一样被打倒，红卫兵造反派给他扣上了“走资派”的小“黑帮”“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的“黑苗子”等一堆黑帽子，并勒令他陪着老干部一起接受批判斗争。

从此，每天早上汝信再不能坐在办公室，而是和被打倒的老干部们一起被关进黑屋子，老老实实写交代材料。此外，他们的工作就是接受批判和清理单位的卫生和打扫厕所。

1969年，在经历了写检查、挨斗、派性斗争等一系列“文革”运动后，汝信又随同中国科学院浩浩荡荡的“五七”大军来到了河南息县，为了开垦一大片从来“无人问津”的荒地，他们临时住在当地的老乡家，开始了创办“五七”干校的艰苦劳作。

在这片荒地上，汝信和中国最高科学殿堂的专家学者一起，成为烧土坯盖房子，挥锹抡镐修路的最辛苦的普通劳动者。当他们辛辛苦苦盖好了房子，修好了道路，把“五七”干校建设好了的时候，一场突发的大水，把他们盖的房子和修好的道路全都冲垮了。

望着被突然的大水无情吞噬的一片疮痍，付出了无数汗水的“五七”战士们似乎才明白，这一大片荒地为什么一直“无人问津”了……

自从“文革”爆发后，虽然经历了受批判挨斗、关进黑屋子写检查，抄家和屈辱的劳动改造，但汝信都没有放在心上，更没有纠结于心，他一直把这些都看得很淡。心中唯一难以平抑的，是无法继续钻研自己热爱的哲学和美学的研究。他只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可是却无法把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大好的时光就这样荒度了，这才是心中最难过的。(www.daowen.com)

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汝信

后来提起“文化大革命”，汝信最不忘的，仍是为在“文革”中浪费了宝贵年华，没有为哲学研究多作贡献而感到惋惜：

“20世纪50—60年代，可以说是我在哲学研究生涯中的学徒时期。寒窗十载，似乎刚刚摸到一些门道，就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研究工作陷入停顿，一切研究成果遭到全盘否定。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先是挨批斗，关‘牛棚’，后来又下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白白浪费了最宝贵的年华。一直到了‘文革’后期，我们哲学研究所的全体人员才接到命令回到北京听候处理。

这时，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先生刚刚接受了编写《中国哲学史简编》的任务，他指名调我参加这部书的编写组。于是我从河南‘五七’干校归来后，跟着任继愈先生参加了《中国哲学史简编》的编写工作。

任继愈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早年曾是贺麟先生的攻读研究生，也曾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凤毛麟角的哲学史家’。编写组的成员也都是多年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专家，其中有专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名哲学家李泽厚、钟肇鹏、孔繁、林英，还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等，只有我是地道的外行。

在任先生的指导下，我埋头补课，认真研读自先秦诸子至近代中国哲学的一些重要典籍。后来我写的有关儒学、韩非以及讨论中国哲学史上若干问题的一些文章还是在那时打下初步基础的。此外，我还和哲学所同志合作，编写出版了一部20多万字的普及性读物《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在整个‘文革’期间，也就做了这么一些区区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