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汝信终于走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而能够成为我国哲学界大名鼎鼎的贺麟先生的弟子，则无疑让刚刚走上哲学学习与研究道路的汝信获益匪浅。

贺麟先生（1902—1992） ，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中国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贺麟先生从小就受到儒家学说的熏陶，尤其对中国的宋明理学有很深的研究。

贺麟先生对西方哲学的高深造诣，离不开他的学习与钻研。1919年，17岁的贺麟考入清华学堂，并接受梁启超先生的教诲。1926年，24岁的贺麟远渡重洋奔赴美国留学。在奥柏林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后，又入哈佛大学学习，毕业后获得硕士学位。1930年，28岁的贺麟奔赴德国柏林大学开始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因此，贺麟先生对黑格尔、斯宾诺莎、怀特海等西方近代哲学家都有很深入的研究。

贺麟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创立了“新心学”体系，提出弘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应该吸收西方思想的长处，来改造、补充和发挥儒家学说，以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贺麟先生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思考逐步转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并把精力投入到西方哲学的研究和西方哲学名著的翻译中。

成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贺麟先生门下一名攻读黑格尔哲学的研究生后，也让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的汝信从此开始了一段最初的哲学著作的阅读和翻译工作。对此，汝信也曾有一段较为详尽的回忆：

“我在贺先生门下攻读研究生，主要研究黑格尔哲学。当时，黑格尔哲学在我国西方哲学研究中可以说是显学，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但那时的我却几乎没有什么哲学学习的基础，因为我原来不是学哲学的，在大学期间也没有系统地学过哲学。

新中国成立前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时，那里根本没有独立的哲学系，哲学是跟神学在一起的。记得当时圣约翰大学的哲学神学系里只有很少几个学生，可说是教授比学生还要多。对于我们政治系的学生来说，神学的课只是选修课。圣约翰大学本身是教会学校，因此学校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选修一门跟宗教有关的学科，于是我选了哲学与宗教。

为我们讲课的，是上海一位有名的老学者，叫徐怀启。他本人是留学美国归来的，也是一个研究神学的基督教牧师。徐怀启教授后来到大学任教，他在上海很有名，主要讲哲学史和外国哲学。记得徐怀启教授讲课很有意思，也很吸引人。听徐怀启教授讲的哲学与宗教课程，就是我在圣约翰大学所受的唯一正规的哲学训练了……

贺先生不仅是黑格尔研究的大专家，而且对西方哲学史，从古代到当代，都很熟悉。贺先生收下了我这个根基很差的学生，他辅导我时就对我说，要系统地从头补课，要从古希腊哲学开始，阅读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原著，一定要打好基础。(www.daowen.com)

因为他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我的基础比较差，没有上过正规的哲学课，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只是零零散散地看过一些书，所以贺先生根据我的情况制定了两条培养计划。一个是要求我一本一本地阅读从古希腊到黑格尔的主要西方哲学名著，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哲学所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这两条线索。贺先生对我的第二条培养计划就是边阅读边翻译。

因此，做了贺先生的研究生后，我的第一步就是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名著。贺先生对我说，对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一定要下功夫，看他们的著作。

贺先生本身就很重视西方哲学的翻译工作，他认为翻译西方哲学著作是加深对原作的理解和提高外文水平的好办法。因此那时我在阅读西方哲学名著的同时，也做了不少哲学和国际问题的翻译工作。

我最初做的翻译是按照贺先生的要求，参照俄文版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校对贺先生翻译的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贺先生不仅擅长黑格尔哲学，他对斯宾诺莎也有研究。

那时，贺先生正在翻译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因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原文是拉丁文写的，贺先生从英文本参照德文本来翻译的。他认为俄文本翻译比较忠实于原文，所以让我对照俄文本详细地校对一遍。我感到参加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很有益处，一是学习一些翻译技巧，另外，因为要逐字逐句地校对，所以对斯宾诺莎的哲学有了了解，通过这样工作，比一般看书深入得多。

实际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跟现在不一样，许多西方哲学名著没有中译本，所以那时候有大量的翻译工作要做。很多在西方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译，他们把黑格尔、康德的书，一直到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有选择地翻译过来。因此，外文对学习西方哲学还是比较重要的。

后来贺先生也跟我讲，通过翻译读外国哲学原著，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看起来花时间，比较笨一点，但是，通过翻译，你必须逐字逐句地看，因此对著作的理解准确得多。你如果只是泛泛地看，很可能就不求甚解，马马虎虎、半懂不懂地看过去了，对全书就只知道大概。但如果你要翻译的话，每句都得弄懂。贺先生认为，这也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基本训练，即做点翻译工作。”

对照俄文本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校对完后，汝信不仅在阅读西方哲学方面得到了一些基本训练，俄文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在贺麟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汝信后来又翻译了俄文版普列汉诺夫、瓦尔加等前苏联著名哲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的著作。由于汝信翻译的作品相当多，以至于有人以为汝信是翻译转行非科班出身的研究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