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关系最友好的“蜜月”时期。因此，那时的中苏两国，不仅苏联派各方面的专家来支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也派留学生去苏联留学，而且中国在教育方面，尤其是大学教育方面也积极向苏联学习。汝信就是在这个时期随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并“巧合”地当上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的俄语翻译。

1956年4月，汝信跟随以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部副主任陈泽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赴苏联进行访问考察。由于当时的新中国还没有正规的研究生制度，所以此次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赴苏的任务就是与苏联科学院商谈派遣研究生的协议，并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先进的教育制度和经验。

有意思的是，原本是为科学院代表团担任行政工作的汝信，在这一次的出访中，竟和在朝鲜战场上一样，又一次担任了翻译工作，只不过这一次是俄语翻译。原来，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苏联方面为他们配备的俄语翻译是从事翻译中国小说的，却不知这名擅长小说文字翻译的苏联人对中文的口语竟一窍不通，因此他根本听不懂中国代表团人员的说话。无奈之下，科学院代表团只得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求助，但想不到当时中国大使馆也一时派不出翻译来帮忙。于是，在这个急需俄语翻译的关键时刻，汝信又一次因工作的需要，由秘书变成了俄语翻译。

几年前的抗美援朝战场，由于英语人才的稀缺，汝信成为第九兵团司令部的英语翻译；几年后的随代表团赴苏之行，同样是俄语翻译的急需，又让汝信独挑大梁。两次的翻译经历似乎有些“巧合”，但却让我们看到了哲学家汝信极佳的语言天赋，当然亦离不开他的勤奋好学与刻苦钻研。(www.daowen.com)

虽然学习俄语的时间不长，却能够担当起代表团翻译的职责，应该说得益于汝信曾经“啃动”《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的坚实俄语功底。但提起那一段当俄语翻译的经历，汝信却十分低调，他称当年的自己是“虽然有时出‘洋相’，但总算完成了任务”。

这一次在苏联为期两个月的考察，汝信对苏联的科学、教育不仅有了初步的了解，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对当年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考察访问的切身感受，汝信至今仍然记得十分清楚：

“1956年，我有幸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赴苏联科学院商谈派遣研究生协议并考察苏联培训研究生的实况。那时正值中苏关系最好的‘蜜月’时期，所以我们代表团在苏联访问考察期间，不仅受到苏联有关方面极其周到的盛情接待，而且他们把最好的东西拿给我们看。我们在苏联访问两个月的时间里，参观考察了他们科学院不少的研究所和科学设施。他们科学院的系统，包括各种设施和科学设备都很先进。像他们的实验性核发电站、还有电子计算机等等，虽然和现在的设备没法比，但在当时，我们国内根本没有，确实让我们很开眼界。此外我们还旁听了几次苏联的副博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答辩，这让我们对如何正规培养研究生、如何实施学位制度有了初步了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