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在抗美援朝战场的汝信

汝信所在的志愿军第九兵团入朝后，正是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举行的第二次战役打响之际。此时，中共志愿军委员会经过召开会议，已作出决定，在志愿军空军、炮兵、坦克兵尚未得到适当组成前，志愿军仍然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因此，第二次战役将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

按照志愿军委员会的决定，仍从西线和东线分别诱敌深入，然后一举将其歼灭。第九兵团即属于东线作战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将东线的敌人诱至旧津里、长津一线将其歼灭。

此时朝鲜战场的西线和东线，即是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初期，交战双方按照朝鲜北部被纵贯南北的狼林山脉隔成东西两半的地理位置，将狼林山脉的西边一半称为“西线战场”，东边的一半称为“东线战场”。

东线战场除濒临日本海的海岸地带较为平坦外，其余大部分都是山高林密，而且人烟稀少，气候也十分寒冷。当地在10月初即开始降雪，因而汝信跟随部队入朝时，气温已经很低，虽还没有降至12月份的零下30多摄氏度，但天气已经十分寒冷了。这样的地理气候环境，对于初到朝鲜的志愿军部队的作战行动自然妨碍很大。

志愿军部队由于初到朝鲜没有经验和缺乏冬季作战装备，很多人都冻伤了，后来一统计，冻伤人数甚至超过了战争伤亡的人数。汝信在第九兵团政治部民运部，虽然没有亲自到前线作战，却在初到朝鲜战场后，就经受了气候的寒冷和残酷战争环境的考验。对此，他曾有一段难忘的回忆：

“我参军时热情很高，那时年轻，血气方刚，渴望到战争中去锻炼，但当时并没有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思想准备。去朝鲜参战是仓促上阵的，连部队改换冬装都是在乘火车途中临时停车进行的。有的部队来不及换装即入朝作战，致使在严寒下大量人员冻伤……

对于我这样一个在上海土生土长的新兵来说，冬季在山地行军是经受的第一个考验。背起沉重的背包、粮袋，斜跨着军用皮包和一支自己从未使用过的驳壳枪，冒着风雪爬山越岭，对从未经历过零下30多度严寒的我实在是太艰难了。(www.daowen.com)

我们九兵团参加的第二次战役在北朝鲜长津湖地区进行。那里海拔高，都是高山峻岭，特别寒冷。我们在户外，呼吸的水汽一会儿就结成冰霜，人人都是眉须皆白。有一次夜间行军途中休息，我和另一个战友找到一间遭轰炸后的破屋，依着土墙就坐下了，没想到因为太疲劳一下子就睡着了。幸亏被战友发现及时把我们叫醒，可是双腿已冻僵，麻木得难以行动了。在战友的搀扶下，我们慢慢行走才逐渐恢复知觉。事后才知道，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睡的时间长了就会冻伤甚至冻死。

朝鲜战场也让我亲身体会到战争环境的艰苦，印象最深的还是一次行军。那是在第五次战役中的一次步行后撤。我随着一个小分队行动，想不到途中断粮，大家只能空腹行军。糟糕的是我当时正在患疟疾发烧，实在是难以支撑，几乎要晕厥倒地不起，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彻底崩溃，到了生命的极限……

可是当时离目的地至少还有一天多的路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深深领教饥饿的滋味。幸亏我们路过一座被炸毁的农舍，在废弃的地窖里找到了一些残存的土豆，真是如获至宝。我们把土豆烤熟，只觉得当时烤土豆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靠着烤土豆维持生命，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我在朝鲜战场经历的最大考验就是卫生环境和疾病的问题。由于冬季行军长时间不能洗澡换衣，大家身上都长满了虱子。到了夏天又遍地都有跳蚤，这些都是在上海长大的我从未见过的，结果是我被咬得遍体鳞伤。因为皮肤过敏，我又染上疥疮弄得体无完肤，真是痛苦极了。一些老同志对我说，长虱子、打摆子（疟疾）、生疥疮，是我们革命军人都要过的三关。你到朝鲜一年就过了三关，算是合格的战士了。

患疟疾也是十分痛苦的，除了定时发作时的一会儿全身发热，一会儿又冷得发抖外，体力消耗也很大。此外由于营养不良，许多同志都得了夜盲症，我们有时就是就地取材，猎取一些野味，甚至捕捉乌鸦来补充一点营养。

虽然艰苦，但回想起来，朝鲜的自然环境还是有利于健康的。我在上海参军时，被曾在一起工作的两位长期患肺结核的老同志传染，也患上了此病。离开上海前，母亲要我去表兄的医院检查治疗。当时医生建议我治疗的同时请病假休息。可是部队开拔在即，很多老同志都长期带病工作，我又怎能请病假呢？到了朝鲜，把肺结核抛在脑后，没有进行任何治疗。几年的时间居住在森林里，喝的是山泉，空气新鲜，停战后回国体检，肺结核病灶都已钙化，不治而愈，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