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持续发展理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和技术条件来看,进行绿色GDP 核算势在必行,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1.7.3.1 从可持续发展资本的概念及其理论出发,进行绿色GDP 核算有其客观必然性
各种物质生产要素,与土地和劳动构成生产的三要素。也就是说,资本等同于物质资本。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制约经济增长的传统因素作用逐渐削弱,其他社会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增强,尤其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劳动力的作用日益凸显,使得西方经济学家将物质资本决定论转向关注人力资源的作用,人力资本决定论应运而生。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认为,资本是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机器设备和厂房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开展,人们对自然界的干预加快。一方面加速工业化进行,另一方面也加快了资源的消耗、环境的降级和生态破坏程度,迫使人类为经济增长付出日益沉重的代价。此时,资源、环境和生态等问题已对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形成严重的制约,于是出现了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批评和否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引起了人类对自身发展危机的慎重思考,人们逐渐意识到:发展现代生产力,必须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和谐发展之路。基于以上认识,一些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提出了“生态资本”的概念及理论。
生态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起,统称为可持续发展资本。有了可持续发展资本概念及其理论的确立,我们就可以弥补传统经济学缺乏生态环境观念的不足,把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同生态环境发展之间关系联系起来,如实地、正确地反映现代经济活动的真实状况以及社会再生产活动的现实全貌。
由于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只进行经济核算,所采用的是狭义的资本决定论,若将它视为一个国家财富的标志,那它只计算了部分财富,掩盖了一个国家“真实的财富”,因此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科学的。为了适应新的可持续发展资本观的要求,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必须进行现行国民经济核算的改革,建立新的绿色GDP核算体系。
1.7.3.2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进行绿色GDP 核算有其客观必然性
在任何社会形式下,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是以经济活动为前提条件的,而所谓经济活动的过程就是人类与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人们逐步认识到,在这一过程中,只有依赖自然资源,人类劳动才能创造出物质财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对象。无论是自然界的现成物还是经过“劳动过滤”的原材料,无不是动物、植物、矿产和其他非生物。有句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是有了自然界这个“最大的原材料库”,人类才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劳动对象。其二,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进行物质生产所使用的基本劳动资源。威廉·配第有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矿产、水和能源等,无一不是由大自然提供的。其三,自然界为人类进行物质生活提供了活动场所。人类生活无不在大自然这个大舞台上展开,当然,人类一切生产活动必须受到由自然条件构成的“生存空间”的制约。其四,自然界为一切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目前,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严重威胁着人类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环境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国民经济核算必须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综合的、全面的反映,必须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的作用和变化。也就是说,对社会物质产品的生产、分配、流通和使用,即社会经济活动,不仅要实行经济核算,而且要实行资源、环境核算,进一步将经济核算和资源环境核算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较科学地弄清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弄清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损耗,以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协调经济、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正确地控制和引导人类的经济开发活动,切实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www.daowen.com)
1.7.3.3 绿色GDP 核算必须适应生态文明思想的绿色发展观
国民经济核算要切实体现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和效益,这就意味着它与当时的经济发展观是息息相关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一直处于短缺时代,当时所追求的是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其战略思想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将反映经济发展数量的“多”和“快”分别置于第一位和第二位,而把体现经济发展质量的“好”和“省”分别放在第三位和第四位。因此,国民经济核算重点放在物质产品方面,即国民收入核算仅仅计算农业、工业、建筑业、邮电货运业以及商业餐饮业五大部门的总产值或净产值。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逐步告别短缺经济时代,当时国民经济所追求的是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其战略思想是:依据“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逐步实现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此时的国民经济核算已经完成了由东方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MPS)向西方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的转变,同时启动了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成果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彻底告别短缺时代,已经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与此同时,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要求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将“好”放在“快”的前面。这就意味着,现在追求的是经济发展在提升质量的基础上再追求经济发展的数量。现今我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完全有能力放慢经济发展速度。由单一的经济核算向经济、资源和环境综合核算转变的条件基本成熟,实施绿色GDP 核算势在必行。
1.7.3.4 从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出发,进行绿色GDP 核算有其客观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经济实力进一步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而换取经济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一经引入,就引起了高层领导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舆论和宣传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方法和理论上做了积极的探索,同时,国外也有些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等一系列文件和决议,第一次将可持续发展思想由概念、理论推向了实际行动。1994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正式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6年,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保护环境是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贯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即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04年3月,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指出:“要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同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要求来谋划和领导发展工作,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而且要重视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坚持把经济增长指标同人文、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组织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考核标准,尽快把人口资源环境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2006年4月,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如果说以上内容说明了进行绿色GDP 核算的社会条件已成熟,那么下面从技术条件来看绿色GDP 核算的客观必然性。
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与研究,中国在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资产负债核算和国际收支核算方面已形成比较规范的核算方法。《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已经是一个与国际规范——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基本接轨的核算体系。《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中已包含自然资源核算表,所涵盖的内容有土地、矿产、水和森林四种类型的资源。
此外,目前国际上已有不少国家正在进行绿色GDP 的研究和应用,例如,世界银行的国民财富和真实储蓄率指标,联合国的综合环境和经济核算体系(SEEA),法国的自然资产账户,挪威关于森林、石油和渔业等重要资源的核算,美国关于环境防御支出数据的编辑等。经过多年的实践与研究,绿色GDP核算的基本概念、基本框架、基本范围及基本核算关系等理论与方法已逐步成熟,并且逐步取得共识。这些实践和研究成果为中国开展绿色GDP 核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价值和重要的理论方法。由此可见,绿色GDP 核算的起点和基础已基本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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