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臣道

韩非尝泛论臣道曰：“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而以作非上，臣不谓义。外使诸侯，内耗其国，伺其危险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国听之，卑主之名以显其身，毁国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谓智。此数物者，险世之说也，而先王之法所简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毋或作恶，从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有度》）然则廉忠仁义智者，为臣之常德，而末又归之于奉公法以待任，反是即违乎臣道矣。

虽然，君执术而臣守法。故曰：“法者，官之所以师也。”人臣之道，动无非法，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子路为郈令，以私秩为浆饭饭民，孔子非之（《外储说右上》），人臣不得行私惠之义也。故法虽守于官，而官轻于法。韩非论之曰：“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暗也。上暗无度，则官擅为；官擅为，故奉重无前；奉重无前，则征多；征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乱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赏于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当主怒俱必害，则人不私父兄而进其仇雠。势足以行法，奉足以给事，而私无所生，故民劳苦而轻官。任事者毋重，使其宠必在爵；处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禄，故民尊爵而重禄。爵禄，所以赏也，民重所以赏也，则国治。刑之烦也，名之缪也，赏誉不当则民疑。”（《八经》）此言法术与人臣奉官之关系，即法术与国家之关系矣。

人臣为公则国治，为其私则国乱。韩非曰：“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义。终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也。”（《饰邪》）盖韩非以法为最高，故以君臣仅以计合，而臣之能效忠于国者，实为法之所制，不得不然，非必其意之所欲也，故当明赏罚之经，使臣怀恩而畏罪，自循循于法度之中矣。人臣对于人主，凡国之大事，则有言责。韩非曰：“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皆有责也。”（《南面》）盖人臣既委身于职守，则无论语默，其所负法律上之责任皆同。故人主导之使尽其言责，又使负不言之责也。国有良臣则奉法，国有奸臣则坏法。奸臣之事，前已于《八奸》论之矣。然奸臣将欲坏法，必先罔主而取势。韩非论之曰：“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奸劫弑臣》）韩非屡论奸臣之害，而归重于百官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盖皆基于实行法律主义之所贯彻也。

（乙）朋党(www.daowen.com)

韩非于法律至上主义，主张甚力，颇多与今世法律学者之言有合，惟不知委立法之事于议会，而必以求之法术之士；不知运用政治之术，赖乎政党，皆古代制度异宜，故思想有所未备也。然以立法当因人情、顺时势，及云：“力不敌众，智不尽物。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八经》）此已有询谋佥同之意。且尤重视党，以人臣能借党之势力，夺人之国，以革姓擅制，故颇陈散党之说。夫既知党之足患，而汲汲谋所以待之，则见党之为用大矣。虽所言仅系私党，非政党之例，然论党之弊害甚深切有可考者，辄比而录之。

韩非以为人主之大敌，莫过于人臣有党。故曰：“臣得树人，则主失党。”（《主道》）又曰：“度量之立，主之宝也。党与之具，臣之宝也。臣之所以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扬权》）此见党之可惧矣。又申论其弊曰：“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有度》）盖党成则人务交而轻法，不惟为人主之敌，且与法律主义大相刺谬也。然朋党之所起，往往以一国之重人为之魁。故曰：“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固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孤愤》）又曰：“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于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同上）又曰：“明主之为官职爵禄也，所以进贤材，劝有功也。今则不然，不课贤不肖，论有功劳，用诸侯之重，听左右之谒，父兄大臣上请爵禄于上，而下卖之以收财利及以树私党。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功劳之臣不论，官职之迁失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亲财。是以贤者懈怠而不劝，有功者隳而简其业，此亡国之风也。”（《八奸》）当时树党之人，犹有藉邻国诸侯以为重者，故韩非及之。夫党人至于以财利卖官爵，而其弊极矣，是以韩非论之如此。然党之弊犹不尽于此也，盖其势之盛，即可以弑君夺国。故曰：“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简公者也。”（《奸劫弑臣》）且又详言之曰：“为人臣者，破家残，内构党与、外接巷族以为誉，从阴约结以相固也，虚相与爵禄以相劝也。曰：‘与我者将利之，不与我者将害之。’众贪其利，劫其威。彼诚喜则能利己，忌怒则能害己。众归而民留之，以誉盈于国，发闻于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为贤。彼又使谲诈之士，外假为诸侯之宠使，假之以舆马，信之以瑞节，镇之以辞令，资之以币帛，使诸侯，淫说其主，微挟私而公议。所为使者，异国之主也；所为谈者，左右之人也。主说其言而辩其辞，以此人者天下之贤士也。内外之于左右，其讽一而语同。大者不难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禄以利之。夫奸人之爵禄重而党与弥众，又有奸邪之意，则奸臣愈反而说之，曰：‘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非长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以知其然也？’因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然四王自广措也，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而天下称明焉。则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又曰：‘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奸臣闻此，蹷然举耳，以为是也。故内构党与，外摅巷族，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且夫内以党与劫弑其君，外以诸侯之权矫易其国。隐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挠治者，不可胜数也。”（《说疑》）当时构党与以广交，大率纵横之士。故假诸侯之币，以交于邻国，树其私党。及其党之成，则为上下众誉所归，故得取大势柄。或又说其奸臣以弑君取国之事，至引舜、汤、武之事为比焉，故韩非深疾之。

于是韩非乃断然以党为无益于国，且致国弱亡。其言曰：“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亡征》）盖当时树党之事，有利用于外交者，故韩非并论之。又曰：“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饰邪》）此又引历史之事为证者矣。

韩非之尤恶党者，以其与法律之精神不相容也。至是乃为对待私党之方法有二。（一）散其党。其言曰：“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主道》）又曰：“毋富人而贷焉，毋贵人而逼焉，毋专信一人而失其都国焉。腓大于股，难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随其后。主上不知，虎将为狗。主不蚤止，狗益无已。虎成其群，以弑其母。为主而无臣，奚国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将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宁。法刑苟信，虎化为人，复反其真。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欲为其地，必适其赐；不适其赐，乱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将用之以伐我。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扬权》）其间虎即指党，大虎则党魁也。既散其聚，则虎复反为人。而散之之法，不外度量，即是法耳。故散党之术，惟恃法律。又曰：“作斗以散朋党。”（《八经》）盖使其党中互相争斗，或别树一党与之互斗，因以法律解散之。乃又言散党之利曰：“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难三》）（二）不使党人得兵柄。其言曰：“大臣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不载奇兵，非传非遽，载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者也。”（《爱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