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以为国家之兴废存亡，无不在法者。故曰：“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外储说右下》）又曰：“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盖必奉法者强，而后于法无所阿枉也，则其强也孰御焉。于是引历史之事为证曰：“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赵救燕，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公，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同上）盖荆、齐、燕、魏之能强于一时者，以其奉法者强也。及桓公诸人既殁，氓社稷犹是也，而奉法者亡焉，故国随以亡。然则国强弱，亦视其奉法如何耳。

因益推国家安危之道，其存乎法者恒多。《安危》篇曰：“安术有七，危道有六。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危道：一曰斲削于绳之内，二曰断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盖危道之所以危者，莫大于法令不行；安道反是。故善为国家者之于法也，使民赖之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非尽强之也。于是申言之曰：“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今使人去饥寒，虽贲、育不能行。废自然，虽顺道而不立。强勇之所不能行，虽上不能安。上以无厌责已尽，则下对无有，无有则轻法。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

然法治之极，其效又何如者？韩非尝论之曰：“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道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故曰：利莫长于简，福莫久于安。使匠石以千岁之寿，操钩视规矩，举绳墨而正太山，使贲、育带千将而齐万民，虽尽力于巧，极盛于寿，太山不正，民不能齐。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极巧以败太山之体，不使贲、育尽威以伤万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澹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故使人无罹法之罪，鱼无失水之祸。如此，天下少不治。”（《大体》）又曰：“故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上无忿怒之毒，下无伏怨之患，上下交扑，以道为舍。故长利积，大功立，名成于前，德垂于后，治之至也。”（同上）(www.daowen.com)

韩非盖以国之强弱安危，无不在法；法之于民，非有所强，犹饥寒之必须衣食也。至于法治之效，古罕推言之者，韩非乃于此构成其理想之国家，以为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烦，复反于道德，实本老氏“圣人亦不伤民”之旨。（《解老》篇释之甚祥）当时非无刑法也，然民自乐生顺理而不犯之，故曰“因道全法”。又曰：“上下交扑，以道为舍。”法出乎道而归乎道，浑浑灏灏，和气流被，则自然刑措不用，是韩非所意为法治之极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