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以为一国之治，惟在适合于今，而不在于法古，且世变不同，人情代异，持古法以治之，未有不乱且亡者。非仅推进化之说，谓今必胜古也，总之用古之道，将施之今，在事实万不可济，故诋好言古道者为愚学。曰：“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足以避穿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奸劫弑臣》）方是之时，儒、墨俱称法古，显于诸侯。韩非盖以讽之，以为不足与有术之士并论。且谥曰至愚，殆自处于有术之士也。

韩非又曰：“不知治者，必曰：‘毋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必立其治。”（《南面》）盖韩非谓必变古者，以其不适于今也。然所谓适于今者，非适于今之人情而已。人情多愚而慕古，不知治道，虽处大乱之世，犹泰然以为无患。惟有术之士，乃能深忧远计，有所兴革。及其成功，而民受其利，如伊尹、太公、管仲、郭偃，皆本此义，不牵于流俗，故能辅相其君，以成霸王之业也。

夫后之不能法古者，非故为纷更喜事，亦时势变易，不得不然。然法古则逸，变制则劳；法古则简，变制则繁。且其间非必无小小利害，圣人权其轻重缓急，故终不弃此而取彼也。于是韩非乃曰：“搢笏干戚，不适有方铁铦；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当强弩趋发；干城距冲，不若堙穴伏橐。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古者寡事而备简，朴陋而不尽，故有珧铫而推车者。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然而行揖让，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车，圣人不行推政。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难，权其为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立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败十万之众，死伤者军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伤，而贺战胜得地者，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也。夫沐者有弃发，除者伤血肉，为人见其难因释其业，是无术之事也。先圣有言曰：‘规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无奈之何！’此通权之言也。是以说有必立而旷于实者，言有辞拙而急于用者。故圣人不求无害之言，而务无益之事。”（《八说》）由韩非之意，盖天下无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世之执古者，动辄举新法毛发之害，以为不如仍旧之无患，韩非故深切言之，且孰权其事宜，以间执悠悠之口者也。

于是韩非乃以历史之事证之，以益见言法古者之无当。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行，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韩非乃深察古今为治之具所以异者，由于人口多少之差，与社会生活状况之不同。其言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女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为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厚薄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同上）

韩非既知古今风俗异尚，则施政异宜。乃谓道德仁义，但当用于古之世，而在今则直无所取。其言曰：“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距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同上）当是之时，儒、墨皆言仁义，称先王兼爱天下，则民视之如父母。韩非非之曰：“夫以君臣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性情，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同上）盖荀卿言人性恶，必待礼禁矫而后变。韩非则不尽归之于人性，而以为时势迁异之不得不然。故又曰：“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于是揆当时之势，见非重刑罚不足为治，曰：“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同上）然则韩非所以主严刑为治者，盖出于其事实上之经验观，非徒根据空理者矣。

韩非既以严刑为今最适合之治法，乃以古之道非惟不足法而已，且足以致祸乱，不可不察也。故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同上）此即秦燔《诗》、《书》之策矣。又曰：“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藉仁义，盛容服而饰辨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同上）又以言古者列于五蠹之民之首，其用意亦可见矣。

然将废古之法，则必取当世所指为古之圣人者而一一攻之，而后其说乃有力而足信。是时天下所称为古之大圣，能施仁政于民者，莫如尧、舜、汤、武矣。于是韩非乃言曰：“天下皆以孝悌忠信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信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乱君，有曲父。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今尧自以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为贤而不能以戴尧，汤、武自以为义而弒其君长，此明君且常与，而贤臣且常取也。故至今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国者矣。”（《忠孝》）又见世之称誉尧、舜者，多自相矛盾，不察其义，因举舜一事曰：“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与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韩非难之曰：“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如何？’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尽，所止者寡矣。”（《难一》）此盖力辟世人信仰古圣人之深也。

至是韩非乃曰：“夫婴儿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涂为羹，以木为胾。然至日晚必归饷者，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食也。夫称上古之传颂，辩而不悫，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外储说左上》）复为设喻以嘲之曰：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五蠹》）(www.daowen.com)

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袴，其妻问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因毁新，令如故袴。（《外储说左上》）

郑县人有得车轭者，而不知其名，问人曰：“此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俄又复得一，问人曰：“此是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问者大怒曰：“曩者曰车轭，今又曰车轭，是何众也？此女欺我也！”遂与之斗。（同上）

夫少者侍长者饮，长者饮，亦自饮也。一曰：鲁人有自喜者，见长年饮酒不能釂则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见长者饮无余，非斟酒饮也，而欲尽之。（同上）

书曰：“绅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带自绅束也。人曰：“是何也？”对曰：“书言之，固然。”（同上）

书曰：“既雕既琢，还归其朴。”梁人有治者，动作言学，举事于文，日难之，顾失其实。人曰：“是何也？”对曰：“书言之，固然。”（同上）

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毋自信也。”（同上）

韩非以为先王之道不宜于今，而世谓不能更者，是无异宋人守株、卜子妻为弊袴、郑人得车轭与少者饮酒也。先王之言，有其所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无异宋人之解书与梁人读记也。至不求适夫国事，惟屑屑焉谋合乎先王，皆归取度者而已矣。故将废先王之教，以“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也”（《问田》）治国之道，惟在适其时耳，岂必法古哉！自来道德法律，皆与时变迁。为治者当察其因革之端，举而措之，不可执古之术以自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