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欲知韩非与商鞅、申不害之关系，不可不先明二人之学术如何，而次及韩非所引二人之说。比而论之。

《汉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其书今亡三篇。《史记》称鞅好刑名之学，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强。司马迁论之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以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史记索隐》：“案《商君书》，开谓刑严峻则政化开，塞谓布恩赏则政化塞，其意本于严刑少恩。又为田开阡陌，及言斩敌首赐爵，是耕战书也。”（《索引》解“开塞”与今商子《开塞》篇不同，虽为晁公武诸人所讥，疑其别有所本，仍附著之。）《诸葛亮集》：“先主遗诏敕后主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知。’”则其书固政治家所不可少。今列其学说之要于下。

一、变法 管子治齐，虽不屑屑因袭周制，然未大有所革。至商君出，始昌言变法，而以古为不足循，尝称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又与甘龙等辩于孝公之前曰：“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又引历史之事以为证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盖商君之言变法，其果决如此。

二、社会与道德之变迁 商君之亟言变法，盖以社会之变迁，与道德之进步，因时为宜，而非有定则。故尝推人性之所始，皆放于私欲而务利己，其为治世有不同。《开塞》篇曰：“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于是又言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而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盖商君之意，以道德为变化无定，故治法亦变化无定，因于世变不同也。此近于近世实在论哲学者之伦理说矣。

三、排斥旧道德 周末文敝，凡旧日所称为道德者，大抵名存而实耗。法家乃思有以变之。故商君之所谓道德，以国家为主体，而直无所谓个人。质言之，即以公德为无上，凡自来所行之私德，皆以为有害于国家，而将一切去之。其《去强》篇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辨。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国好力日以难攻，国好言日以易攻。国以难攻者起一得十，以易攻者出十亡百。”盖商君之意，重在以实力强国，而不务虚文，以为非悉废旧道德不可。然有旧道德者，固世之所谓善民；而无之者，固世之所谓奸民者也。于是商君谓虽以奸民治善民，亦不为过。且可以治，可以强。以善民为治者反是。其言诚有所激，顾当举世袭常守故之日，安其旧习而不知变，非竭力从事于摧陷廓清，固不足以有为也。

国家主义 商君之非旧道德者，盖欲以行其国家主义，故视国一团体，而以全国之人，皆当服从于国家主权之绝对命令，是以有强国弱民之说。《弱民》篇曰：“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说民》篇曰：“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举，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征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惟商鞅持国家主义太甚，故不留个人自由之余地。然其所谓弱民政策者，亦但在裁之以法。法律之权，既至高无上，斯不得不屈个人于其下，夫是以谓之弱民也。故又申《去强》篇“奸民治善民”之义曰：“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然则弱民之说，出于商君之国家主义，亦同时出于其法律主义矣。

重刑 商君以营私背公，为人类之性，非禁之以刑，则莫可得而齐。尝主重罚轻赏，以为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而赏亦五。其《赏刑》篇曰：“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奸止过也。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又曰：“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盖商君尝临渭水论刑，水为之赤，其酷如此。非尽由其天资刻薄使然，亦以法之不可轻枉耳。其《修权》篇曰：“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夫背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类者也。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然则商君之重刑不少宽假，其意实将以申法之用矣。

尚信 商君以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又曰：“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盖信为尤重。商君秉政之始，尝悬徙木以示信，即其见端也。且私人既无自由行动之余地，而惟以服从于团体之制裁为义务，则舍信以外，无由立其根本之道德矣。

农战 商君之意，在显耕战之士，而抑浮华之民。其《农战》篇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者，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其《壹言》篇曰：“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然尤重战士。《赏刑》篇曰：“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彼能战者，践富贵之门。强梗焉，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识、婚姻、合同者，皆曰：‘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夫故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其鼓励人民尚武之精神，有如此者。

《汉志》杂家：“《尸子》二十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又“《尉僚》二十九篇”。刘向《别录》曰：“僚为商君学。”今《尸子》已亡，散见群书中，后人或掇录之。然其言顾与商君不类，惟颇议审名分。又曰：“车轻道近，则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远道重任也。”刑罚者，民之鞭策也，其犹有尚法之意乎？今传《尉僚》，但论兵事，不知当时何列于杂家，亦不见其所以为商君学者。辄列韩非书述商君者如下：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和氏》）

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鞅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奸劫弑臣》）

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一曰：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也。”（《内储说上》）

韩非所称商鞅者，尤在其重刑主义，其余取于商鞅之意者多有。盖言治者至商鞅始变古，故韩非宗尚其学，视他家为切。虽未显述商君，综其义往往相合，故兹于商君之学次之略详云。

《史记》：“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汉志》法家：“《申子》六篇。”《论衡》曰：“韩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盖十五年。其后不能用之，又不察其书，兵挫军破，国并于秦。”今《申子》书不传，惟见群书所引一二而已。太史公以“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非则言申子之术。今先约举申子遗说如下：

尚法 《艺文类聚》五十曰引《申子》曰：“尧之治也，善明法察今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又曰：“君必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一群臣也。”按彭蒙亦以尧、舜为圣法之治，与申子同。则知法家所称尧、舜，异于儒者也。(www.daowen.com)

重农 《类聚》五十“又曰”引《申子》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又《御览》三十七引《申子》曰：“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曰：贵土。土，食之本也。”

君术 申子论君术，同于慎到，而异于商君。盖商君欲假权于人君。慎到、申不害并欲人主之无为而治，而授其任于臣，责其效于法。此近世责任内阁制度之原理也。古时君权方重，故未得质言，而托于道家虚静之说以喻之，不可不深察矣。《吕氏春秋·任数》篇记申子告韩昭釐侯，使无任耳目心智，其言曰：“至智弃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应，心暇者胜。凡应之理，清净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纪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古之王者，其所为少，而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

韩非书述申子，大抵主于用术。今抄列如下：

赵令人因申子于韩请兵，将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欲己外市也，不则恐恶于赵，乃令赵绍、韩沓尝试君之动貌而后言之。内则知昭侯之意，外则有得赵之功。（《内储说上》）

大成牛从赵谓申不害于韩曰：“以韩重我于赵，请以赵重子于韩。是子有两韩，我有两赵。”（《内储说下》）

韩昭侯谓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一日，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曰：“非所学于子也。听子之谒，败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谒？”申子辟舍请罪。（《外储说左上》）

申子曰：“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其知见，人饰之；不知见，人匿之。其无欲见，人司之；其有欲见，人饵之。故曰：吾无从知之，惟无为可以规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随女。而有知见也，人且匿女。而无知见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无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无为可以规之。”（《外储说右上》）

堂谿公见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无当，有瓦卮而有当。君渴，将何以饮？”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饮者，以其无当耶？”君曰：“然。”堂谿公曰：“为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语，譬犹玉卮之无当。”堂谿公每见而出，昭侯独卧，惟恐梦言泄于妻妾。申子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同上）

申子曰：“失之数而求之信，则疑矣。”（《难三》）申子曰：“治不逾官，虽知不言。”（同上）

上所引大抵皆言术也。申子之意，多在以术得君，而使君守法。其尝试动貌而后言，与大成牛两韩之譬，得君之术也。教昭侯勿听左右之请，使之守法也。故其要尤当令君勿入他人之言，故己之谋不泄，则他人无间可伺，是以申无为之戒，而堂谿公所以有玉卮之喻。所谓独视独听独断者，盖不欲君以己之言闻于左右，亦申子取君专势之术，非以大权委之人君也。

韩非于管仲、孔子、子思、慎到诸人，皆有所难，而于申不害、商鞅无之。盖以法术之用，具于申、商，韩非虽博采众学，此二家所取尤多矣。惟其《定法》篇，尝比论二家之得失曰：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二家之言，孰急于国？”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问者曰：“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对曰：“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未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饬于官之患也。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寸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

问者曰：“主用申子之术，而官行商侯之法，可乎？”对曰：“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也。申子言：‘治不逾官，虽知不言。’治不逾官，谓之守职可也；知而弗言，是谓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术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