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盖《汉志》道家于《老子》前列《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辛甲》二十九篇、《鬻子》二十二篇、《管子》八十六篇。而《韩非》书所称者，老子外有伊尹、太公、管子，皆取其有合法家之意而后取之。故尝以伊尹与管仲、商君并称曰：

托于犀车良马之上，则可以陆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则可以永绝江河之难；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故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奸劫弑臣》）

又以伊尹与太公、管仲、郭偃并称曰：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南面》）

《韩非》又谓伊尹说汤，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亲习，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史记·殷本纪》曰：“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悦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伊尹》书今不可见。惟所谓素王九主者，刘向《别录》曰：“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索隐》曰：“按：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或曰九主谓九皇也。然按注，刘向所称九主，载之《七录》，其名甚奇，不知所凭据耳。法君，谓用法严急之君，若秦孝公及始皇等也。劳君，谓勤劳天下，如禹、稷等也。等君，等者平也，谓定等威，均禄赏，若高祖封功臣、侯雍齿也。授君，谓人君不能自理，而政归其臣，若燕王哙授子之、禹授益之比也。专君，谓专己独断，不任贤臣，若汉宣之比也。破君，谓轻敌致寇，国灭君死，若楚戊、吴濞等是也。寄君，谓人困于下，主骄于上，离析可待，故孟轲谓之寄君也。国君，‘国’当为‘固’字之讹耳。固谓完城郭、利甲兵而不修德，若三苗、智伯之类也。三岁社君，谓在襁褓而主社稷，若周成王、汉昭平等是也。”《索隐》之说如此。按《伊尹》书刘向时当具存，故著九主之名。《索隐》则是望文生训，且证以事实，不必然也。《伊尹》当但陈九主之道而已，岂须一一举人为例。近人谓法君如今立宪之君；等君者，平等也，如今共和之君；三岁社君，或类限期选任元首之制。其说亦似，要未可详。《伊尹》所列以法君为首，其书必多有法家之意，故《韩非》取之，而与管、商并称与？

《韩非》之称太公，亦专重其能任法。尝记太公之诛狂矞、华士曰：

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于国也。今有马于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臧获之所愿托其足于骥者，以骥之可以追利避害也。今不为人用，臧获虽贱，不托其足焉。己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

一曰：太公望东封于齐。海上有贤者狂矞，太公望闻之往，请焉。三却马于门，而狂矞不报见也，太公望诛之。当是时也，周公旦在鲁，驰往止之。比至，已诛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贤者也，夫子何为诛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议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今有马于此，形容似骥也，然驱之不往，引之不前，虽臧获不托足以旋其轸也。”（《外储说右上》）

《韩非》系此于《储说》“势不足以化则除之”之下，又申之曰：“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其除之。”盖尊法而不尚贤之意也。《太公》书今不传。《六韬》旧题出自太公，殆依托也。太公虽为道家、兵家之所宗，而同时即为刑名法术所本。今请就《史记》所载太公事考之。

《史记·齐世家》曰：“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储说》记太公治齐则任法，《史记》记太公佐文王则任术。所谓奇计阴谋皆术也，韩非兼尚法术，宜其推太公矣。《齐世家》又述武王伐纣与天下更始之事，亦曰师尚父谋居多。其数以计谋称太公者，司马迁殆以太公长于术也。《史记·齐世家》又记太公之治齐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鲁世家》又曰：“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亦载齐、鲁论政，不若《史记》之明切。盖周公为儒家之宗，太公为道家之宗。周公伯禽以礼治鲁，太公以法术治齐，由于所操之术不同也。吾国古代政治学说，惟道家与儒家，大有区别，不可不辨。道家降为法家，法家为治，在因时势以致富强。故老子之因应，流为申不害之言势，慎子之言因循。太公之因俗简礼，亦是意也。韩非每言因人情，顺势以行法度，其渊源非有二矣。儒者之治则不然，观于齐、鲁异政，与太公诛华士，而周公不谓然，可见二家为治之本相殊也。

《韩非》称管仲尤数。《汉志》列《管子》于道家，实法家言也。《七略》独列之法家，是矣。太史公为《管晏列传》，述管子之学，文约而旨得。其言曰：“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此可为善述管子之学者。盖与俗同好恶，因而予去，即法家贵势及因循之说矣。《管子》书多后人附益，然太史公已称其《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等篇，则流传已久。或为管氏之学者，有所增益耳。《管子》为治之大本，固具乎此也。其书诚多推原道德之意以言刑名，宜为法家所祖与？其短语《心术上》曰：

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君子恬愉无为，去智去欲，言虚素也。

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

上甚似道德论。其后老、庄之书，及韩非《解老》、《喻老》二篇，往往取其意，当是《管子》承古道家之说也。至其关于形名者，如《杂篇》督名曰：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

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www.daowen.com)

上论名实，甚近于申、韩形名之说，故《管子》实原于道德之意，以言形名之最早者。《韩非》书中，所取《管子》义，今析为数端征之。

（一）尚富 言治者必富而后教，此儒家与法家之通义。即《管子》所谓“仓廪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者也。《韩非》引《管子》谓富无涯，盖国益富斯益善矣。

桓公问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无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富之涯乎。”（《说林下》）

（二）明罚 韩非以为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是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管仲知之，故断死人。此其必罚之说也。乃列其证曰：

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尽则无以为蔽，材木尽则无以为守备，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对曰：“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椁过度者戮其尸，罪夫当丧者。”夫戮死无名，罪当丧者无利，人何故为之也？（《内储说上七术》）

（三）慎赏 韩非又谓利所禁，禁所利，虽神不行；誉所罪，毁所赏，虽尧不治。故因管仲对桓公之忧索官，而明慎赏之义曰：

桓公谓管仲曰：“官少而索者众，寡人忧之。”管仲曰：“君无听左右之请，因能而受禄，录功而与官，则莫敢索官。君何患焉？”（《外储说左下》）

（四）大公 凡私行胜则少公功。韩非又称管仲之不以私报恩曰：

管仲束缚，自鲁之齐，道而饥渴，过绮乌封人而乞食。乌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窃谓仲曰：“适幸及齐，不死而用齐，将何报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我何以报子？”封人怨之。（同上）

（五）去蔽 凡贤之不进，为有所壅蔽。故为国者思进贤，则当勇力先去左右之蔽。其说亦本管仲。

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胁，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问管仲曰：“治国最奚患？”对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对曰：“君亦见夫为社者乎？树木而涂之，鼠穿其间，掘穴托其中。熏之则恐焚木，灌之则恐涂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则为势重而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而蔽恶于君。内间主之情以告外，外内为重，诸臣百吏以为富。吏不诛则乱法，诛之则君不安，据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故人臣执柄而擅禁，明为己者必利，而不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为猛狗，则龁有道之士矣。左右又为社鼠而间主之情矣，人主不觉。如此，主焉得无壅，国焉得无亡乎？（《外储说右上》）

（六）因时 韩非又谓因事之理，则不劳而成。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财怨女。记其事曰：

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及反。”桓公归，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则民无妻。”桓公曰：“善。”乃谕宫中有妇人而嫁之。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于民间，有鹿门稷者，行年七十而无妻。桓公问管仲曰：“有民老而无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门稷者，行年七十矣而无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闻之：上有积财，则民臣必匮乏于下；宫中有怨女，则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则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外储说右下》）

韩非所取于《管子》之说盖如此。至其难《管子》者，亦有数端，不复悉著。伊尹、太公、管子，皆推道德之意，主法以为治。其书虽在道家，而韩非之称之，则以其近于法家称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