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传统乡村社会的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人口流动小，与外界没有太多的信息交换，相对闭塞，属于较封闭的社区。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以及媒介的普及，外界信息开始逐渐进入乡村社会，打破其封闭状态。但是，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中，先进的信息鲜少涉及村民，加之他们对信息接触能力和自身文化水平的差异，长期以来，他们不自觉地对外来信息产生了抵触心理，有时甚至难以捕捉或理解离自己较近、与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信息。此时，人际传播对信息的有效传递会起很大的作用。小王营村村民们对雄安新区政策类的信息一般都是通过电视或者互联网获取的，而生活环境类信息的获取则更多地依赖人际交往。因此，人际传播是乡村社会信息流通中一个不可逾越的渠道和环节。

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在评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美国时曾说：“19世纪90年代似乎是这样一个关口，人们突然脱离过去，脱离了他们魂魄所系的生活老路，他们急于创造，却不知方向所在，也不知道前路如何。”^[2]雄安新区的设立也使当地的居民站在一个类似的关口。作为乡村社会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人际交往通过信息的共享和意见的碰撞为迷茫的乡村居民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小王营村村民对雄安新区的高规格、高定位、高科技形成了相当高的认同度，他们认为，日后雄安新区需要的是高学历、高技术人才，并且对这种想法坚定不移。在这种对都市的认知与想象下，村民们改变了原先的生活态度和行为，他们更加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不少家长已经不满足于本村的教育水平，选择把孩子们送到安新县城里去上幼儿园和小学；那些中途辍学的初高中生也重新返回了学校；本打算让自家孩子上完高中就工作的家长们也一再鼓励孩子争取考上大学。在小王营村，无论是青年人还是中年人，都在积极参加国家组织的各种技能培训班，想习得一技之长，以应对未来的挑战，防止被社会淘汰。人际交往中的信息流通为小王营村民对雄安新区都市想象的图景构建了广阔框架，在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他们的成就动机。而且，在乡村社会这样的传统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彼此熟识，信息的传者和受者之间有很强的信任度和亲密度，加强了信息传播的效果。

库利曾通过对自己孩子的观察，阐明了想象与行动之间的关联。他认为，人一生的思考和行动都是在与自己的想象对话，这使我们一生所有的思想、行动及人格的培养都必须基于这一起点，同时基于与想象对话的交流机制。不同的信息交流和异质观念的碰撞会产生不同的都市想象，不同的都市想象进而会影响封闭性社会成员的态度和行为。而且，当这种抽象的想象越具体、生动且真实时，越会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信息对人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丰富了人际交往中的信息流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小说、报纸以文字的形式作用于人们的想象，人们通过对这些印刷出版物的阅读，形成对民族国家这个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3]。从乡村到都市的想象也是一种共同体的想象，但乡村社会由于其本身规模有限，人际交往更直接地塑造着他们对城市的想象。在人际交往中，村民们共享信息并进行意见的生成、互动和聚合，以想象的方式对都市产生认知。

信息从发出到接收有一个信息解读的过程。乡村居民在人际交往中传递这些有关都市的信息时，自身也会对相应的信息进行选择和重构，而对信息的解读与其乡土生活经历、自身经济状况、受教育水平等状况和社会交往等影响因素密切相关。面对面的人际交往由于无法超越具体的地域空间限制，其营造的都市想象必然是本土化的。而间接的人际交往借助互联网形态打破了这一点，它在最大范围内实现了信息共享，为更多元的都市想象提供了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信息虽然可以影响甚至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却也不是无往不利的。人际交往中，人们会结合自身的社会资源对信息进行解读，当信息传递力度小，传递内容无法满足个人需求时，非但撼动不了人们的原有信念，反而会使其更加坚定。更重要的是，长期生活的操劳、传统乡土文化的封闭以及改变现实的无力感使乡村居民的“观念贫困”根深蒂固。这种观念上的贫困使他们因循守旧，难以接受新鲜事物和新的信息。由于信息无法深入社区内部，不能与社区内部的各种奖惩机制系统、控制系统进行深度连接，只能在社区的的边缘循环，造成信息的低接收率和低利用率。因此，异质信息的持续流入能打破这一困境，久久为功。(www.daowen.com)

【注释】

[1]本章作者：王冰。

[2]James W.Carey，“The Chicago School an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in Everette E.Dennis and Ellen Wartella eds.，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The Remembered Histor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Mahwah，New Jersey，1996，p.35.

[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