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可以很贴切地描述小王营村的人际关系结构：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与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是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家庭是一切交往关系的中心，亲友、邻居便是这散开的水波纹的第二层，身边的亲戚、邻居就是他们日常守望相助的对象。小王营村仍是以亲缘和地缘为主的熟人社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二、三产业的范围不断拓展，乡村社会中不断涌现出因生产和经营活动而形成的业缘关系。在小王营村，村民们大都就近工作，附近乡镇的工作机会基本满足了村民的需求，小王营村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在走向大都市的过程中，人际交往格局变动作为信息的一种，也促使村民生成对雄安新区的都市想象。

1.陌生的都市

雄安新区是开放、流动、多元共生的，这个未来的大都市不久将会迎来上百万来自祖国各地的人口。不同于小王营村当下“每个人认识，对每个人都知根知底”的礼俗社会，未来的都市是法理社会，强调个体本位、契约、独立与竞争。外来者将分割当地人的居住空间和交往空间，冲击他们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人际交往格局，这个人人都互相熟识的乡村社会将逐渐转向陌生人社会。而且，在乡村社会，人们主要以农业为生产方式，农闲时有很多可以用于交往的时间。而一说到城市，未来小区式的单元房让小王营村的村民们有些许抵触：“我们这白天都敞着大门，想去谁家串门，看门开着就进去了，以后住小区大家都关着门，平时串个门还得敲人家门，这多不方便啊，以后没啥事谁还敲门聊天啊。” 人际交往格局的改变和交往空间的变化都让小王营村的村民觉得未来的都市是陌生的。

2.疏离的都市

马克思曾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在小王营村这样的熟人社会中，人际交往基于亲缘、地缘和业缘而得以顺利进行。这些关系就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身份，它回答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雄安新区的建成使当地人原先熟悉的生活环境有了巨大改变，新区本地人口自我提升能力的不足给他们未来的社会生活带来很大的不安全感。“孩子在外面上班，我们老两口在家种着点地，想着等以后孩子回来了我们把地给他，这也挺好。你说新区成立之后，我们没了地，也没有什么本事，农民不算农民，说市民又不算市民的，这以后怎么生活？”在问到“当雄安新区建成之后，我觉得我的身份是什么”时，小王营村村民中仅26.74%的人认为自己是市民；19.78%的人觉得自己说不清楚；49.20%的村民觉得新区建成之后自己虽然制度上来说是市民，但心理上仍是农民；还有4.28%的村民更是认为自己就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雄安新区这个大都市的建成将动摇小王营村村民的身份认同。“我们就这么大的地方，以后外边来的人都比我们本地的人多，你说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啊还是别人的家！”生活环境的巨变和人际关系网络的松散，使村民们陷入身份的迷茫。

此外，在与乡邻的交往中，情感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并维系着他们的交往体系。“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盖房，还是街坊四邻帮着盖。大家都不图报酬，碰上条件好点的，管顿饭；条件不好的，还是回自己家吃饭，吃完再来干活。那时候的风气多好啊！”在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使现代人的人际交往带上了浓厚的功利色彩，邻里之间的交往不再是单纯基于情感的交往，利益与工具性成为衡量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个标准逐渐冲击、侵蚀着起初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情感，使彼此间的感情淡化，信任感也不如以往强烈。信任和情感投入的弱化实质上推动了乡村人际关系向平面化、表浅化发展。“电视上演的大城市的邻居都很少说话，都不怎么来往，我们在市里住的亲戚跟邻居也很少说话。我们是农村，现在邻里关系都没以前好了，你说以后我们这成了大城市，串门也不方便了，关系就会越来越淡，真是住不习惯！”在村民的想象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邻里之间的往来也会逐渐减少，情感将逐渐淡化。

在迈向大都市的进程中，小王营村村民自我身份的迷茫加之乡村社会邻里交往方式的表浅化，都让他们感到了城市中人与人的疏离。(www.daowen.com)

3.异质的都市

小王营村村民的交流对象都是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家里都有几亩薄田，文化水平相当，工作环境类似，工资虽有差别，但大部分人终归相差不大。大家都是普普通通的村民，彼此没有对比，生活安逸。新区建成后，外来人口会大量涌入，加之自己没有了土地，这一切唤起了小王营村村民的危机意识。

“雄安新区定位这么高，将来到这里工作的人都是高学历、有文化的人，以后没有文化在新区是没有办法立足的！我们这些人已经过了受教育的时候了，文化水平也不高，将来也只能干点保洁、保安这样服务性质的行业了！”

“刚听说新区以后会有无人驾驶的汽车时是挺高兴的，觉得时代真是进步了。后来又听人说以后还会有无人驾驶的清扫车，那以后我们这些人连扫大街的机会都没有了嘛！”

在雄安当地人的想象中，雄安新区的未来不可限量，而这样美好的未来虽然也是自己的，但更属于那些外来建设者。这些外来建设者有知识、有文化，用新区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将来来新区是‘坐办公室的’”。而他们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本地人，将来只能做一些保安、保洁、保姆等同质性高、具有可替代性、技术含量低且工资低的服务性工作。虽然新区还未建成，外来人口也尚未进入，雄安当地人在想象中就已将自己和外来建设者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对自己家乡的建设无法贡献最大力量的这种主体存在感的失落和超越自己感知范围的新区未来，都让他们觉得雄安新区的未来是异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