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题的提出

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共同体是“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体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既包括小规模的社区自发组织，也可指更高层次上的政治组织，而且还指国家和民族这一最高层次的总体，即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既可指有形的共同体，也可以指无形的共同体”^[2]。处于传统社会的小王营村村民有共同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受共同的乡土文化影响，是最为基础、典型的共同体。在社会剧烈的变迁下，小王营村现有共同体将会遭到冲击，甚至瓦解，人们会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共同体。伴随着乡村瓦解后的都市的形成，未来的都市便会是他们新的共同体。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为代表的建构论学者认为，共同体作为想象的产物，是通过人们的语言建构起来的。在迈向都市的过程中，作为乡村社会最主要的传播方式的人际交往无疑是这种共同体产生的主要手段和路径，人们通过人际交往中信息的流通塑造自己心目中的都市形象，而这种都市形象的建构方式就是通过“想象”。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库利（C.H.Cooley）认为，“人们之间的想象并非脱离现实的想象，这些想象是他人和社会加诸每个个体身上的事实”^[3]。这一事实被库利表述为“镜中我”，“即与他人的联系依赖较为确定的想象形式，也就是想象他的自我——他专有的所有意识——是如何出现在他人的意识中的，这种自我感觉决定于对想象中的他人的意识的态度，这种社会自我被称作反射自我或‘镜中自我’”^[4]。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过与人不断交往互动中形成的“镜中我”的认识。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其实阐明了人际交往中想象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个人于人际交往中通过信息的流通和意见的反馈形成一定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并作用于人们接下来的态度和行为。此外，乡村社会的人际交往是一种场景下的交往，“场景”是传播主体进行传播活动的空间和外部条件。传播主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都要受到场景的制约，因此，场景构成了他们进行传播活动的“心理场”。基于这种“心理场”下的人际交往也会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造成影响。

据此，本章试图探讨从乡村走向都市的过程中，乡村居民人际交往中信息的流通是否会对人们的都市想象造成影响，以及基于这种都市想象的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是否会发生变化。

2.研究设计(www.daowen.com)

在我国，以村庄集体产权为基础形成的系列基层社会制度，在这些制度影响下形成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及乡村社会不通畅、不便捷的交通，制约了乡村社会人口的流动和信息的沟通，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雄安新区的建设将打破这种封闭性，使其呈现出一种与过去迥然不同的社会形态。通过考察社会变迁的过程，不难发现雄安当地居民在人际交往中形成了一定的都市想象。为了解人际交往与都市想象的关系，本章从人们日常交往对象、关于雄安新区信息讨论情况等方面予以考察；为了解人际交往中媒介使用与都市想象的关系，本章将结合访谈内容对该村媒介接触情况、使用情况和日常交往话题来源进行考察。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调查方法有：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通过使用以上方法，研究团队对安新县大王镇小王营村进行了主题为“从乡村到都市想象”的调研，开展一手资料的收集。都市想象的成型需要时间，所以，在雄安新区成立一年的时间内，研究团队每两个月进行一次回访调研，每次时长一周。

通常情况下，调查对象在面对陌生的调查者时内心会十分敏感，并且有警惕心理，这可能导致其表现与平时有所不同，从而使调查者无法掌握其真实的人际交往情况。为了防止此类情况的出现，在当地志愿者的帮助下，研究团队成员以走亲戚的名义融入该村的人际交往环境，通过参与式观察进行资料收集。

在多次调研中，通过对访谈对象的日常交往情况的调查，以体察社会变迁过程中该村的人际交往情况，追踪人际交往中信息的传播与解读和把握对雄安新区都市想象的生成。在进行数据收集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由于小王营村共有8个小队，因此以随机发放的形式向每个小队发放问卷25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