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的城市媒介并非只有一种，而是存在多种架构的可能，这主要是基于雄安新区自身城市定位、发展理念、建设规划等多种因素的考量得出来的结论。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来看，雄安新区的城市功能定位是立体的、综合的，雄安新区的城市媒介体系架构也需要紧紧围绕在多个城市建设理念中。因此，需设计若干城市媒介体系的模型，并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从中选取最佳版本，并进行优化。

1.打造顶层设计型城市媒介体系

“顶层设计”一词来源于城市建筑工程学，其本意指统筹考虑项目的各个层次和各个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在最高层次上进行结构的设计，使所有子系统和子层次都能以总体目标为中心，以结构上的优化为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18]。

从“顶层设计”的含义来看，它涵盖的范围更多地指向某一产业的总体布局、总体规划和总体架构。“顶层设计”要求筹划者站在系统和全局的角度对设计对象的结构、功能、层次、标准进行统筹考虑和明确界定，并且十分强调从理想到现实的技术化、精确化建构。从效果来看，“顶层设计”可以说是一张“铺在意图与实践上的蓝图”^[19]。

（1）雄安新区打造顶层设计型城市媒介体系的合理性

雄安新区的媒介制度设计安排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一方面，社会朝着信息化方向发展，信息化社会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面临着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发展转轨的局面，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可或缺。因此，城市的媒介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需要处理的是政府与媒介二者之间的关系。

政府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具有主权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同时政府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表达国家目的和行使国家意志的机关^[20]。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直接规定了媒介系统和媒介主体的行为规则，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政府的行为直接体现了国家意志。

雄安新区的设立本身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无论是雄安新区自身的城市定位、城市功能、发展规划，抑或是来自国家的政策倾斜、资源对接等，无一不是来自国家的授权。因此，雄安新区的城市媒介接受来自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合乎媒介发展规律。

（2）雄安新区顶层设计型城市媒介的实践

“顶层设计”的含义有三点：一是指导方针；二是基本内容；三是实现路径。国家对宣传机构和媒介系统进行的有目的、有规划的调整恰好印证了这三个方面。

首先是指导方针方面。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文件，新闻出版、电影、国家级别的电视和广播都被纳入中共中央宣传部进行统一领导。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进行合并，共同成立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台合并”是国家在媒介顶层设计方面的重要举措，体现了城市媒介要统一管理的指导方针。它不仅顺应了传播规律，而且实现了传播媒介内部资源的合理调配，提高了媒介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其次是基本内容方面。在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成立以后，台长慎海雄第一时间会见了互联网巨头马云和马化腾，并就总台与互联网公司之间的传媒业务合作展开了一系列协商。中央级媒体与互联网巨头的会晤内容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将在媒体融合技术和平台领域发力，并选择有良好数据抓取能力和市场运营能力的腾讯合作；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将与阿里在新媒体分发和广告经营方面展开合作。

再次是路径方面。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的成立要解决的是体制制度障碍和更深层次的矛盾，目的在于全面协调推进城市媒介融合的整体布局创新^[21]。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日报》与雄安新区合作成立了雄安新区文化传媒平台，迈出了顶层设计路径的第一步。在新区设立之初，学界与业界就是否会单独设置雄安新区广播电视台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然而，从目前的国家动作来看，摒弃传统模式下的地方广播电视台制度，打造新型融媒体中心已经成为定局。毕竟，在已有雄安新区文化传媒平台的情况下再设立广电集团似乎是一种重复建设，概率不大。我们可以尝试着从结构关系的角度理解雄安新区的融媒体中心媒介，即结构扁平化和网络化——平台覆盖更广泛的范围；交互场域链接化——平台通过拓展各个场域的链接改变外部关系；平台边界清晰化——相对稳定和清晰的边界有助于媒介集团更好地进行信息控制。

综上所述，雄安新区文化传媒平台是一种突破体制制度惯例的路径创新，也从路径方面印证了“顶层设计”的城市媒介理念。

图11-6　“三台合并”结构示意图（图片来源：《人民日报》微博）

总而言之，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系列举措可以看出，以强有力的中央级媒体为代表的媒介集团开始与互联网巨头合作。这种模式在未来或将成为一种趋势，代表着一种新的城市媒介体制机制的诞生，同时也是顶层设计理念的体现，这种顶层设计对雄安新区的城市媒介架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打造集群型城市媒介体系

所谓集群，指的是在某一特定区域内，许多相互联系、位置相对集中的企业和机构的集合，包括共处一个竞争环境的产业和其他实体^[22]。集群型城市媒介体系能够将诸如信息生产、信息传播、广告、娱乐、电影等各种媒介资源集中在一起，降低调用资源的成本，吸引更多产业参与到集群中来，从而产生媒介的集群效应。

（1）雄安新区打造集群型城市媒介的优势

产业集群带来的优势在于降低成本。纵观世界范围内媒介集群的空间分布特点可以发现，媒介集群大都以斑点状分布在各大城市的核心地带，媒介集群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具备生态环境特点的城市媒介的集合。媒介集群的本质是人口迁移导致的城市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提高，并带来城市“内增长效应”。城市空间人口密度的上升不仅缩短了信息知识传播的地理距离，而且消除了经济联系的地理分割，从而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并增加了收入公平的机会。这都是城市持续为媒介提供生长资源的必要条件。

雄安新区在打造集群型城市媒介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雄安新区集中的资源有利于降低信息生产成本。当人口和资源朝着某一地区聚集时，城市便开始形成。城市的生产总是集聚在成本较低的地区，而媒介生产却集中在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城市，有的媒介为了获取更多的受众甚至要迁往成本更高的大都市。全世界媒介产品的生产地点迁徙和集群的总体趋势，总是由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向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转移，通常情况下是普通城市流向省会城市，内地城市流向沿海城市。城市特别是世界性的大都市已经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媒介生产中心和媒介消费中心。纽约、巴黎、伦敦、东京、北京、悉尼等无一不是媒介产业最发达和最繁荣的都市。雄安新区成立以来，得益于国家级的城市定位和铺天盖地的宣传，大量人口和资源已然开始涌入雄安新区，城市本体密度增加，信息生产成本便随之下降。

其次，雄安新区信息生产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发挥磁吸效应。媒介集群对媒介资源产生的吸引力，如同一个巨大的磁铁一般，对周边辐射地区内的各类资源产生吸引力，从而在媒介集群区内形成信息集聚、知识集聚、广告集聚、技术集聚和人才集聚。在媒介产业区域内往往不止有一种媒介群，而是多种媒介共存的生态组合，如报纸、广播、电视、杂志、图书、网络等媒介可能会在一定的区域内共存。这些媒介之间存在共生合作的关系，当媒介生态系统越发丰富时，会对周边地区的其他媒介产生吸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最后，雄安新区资源的集中和磁吸效应有利于进行资源整合。媒介集群是通过对物质、能量、信息共享等诸多因素有规律地组合在一起的有机系统，可以在特定区域内形成统一的媒介联盟，对于内部个体之间的关系起到整合、协调、互助和促进良性竞争的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媒介集团经过工业经济阶段的发展，现已成为高度集约化的社会组成部分。媒介集群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国际上具备竞争力的媒介产业大多是集群模式。由于特定区域内的媒介资源交换、人员沟通、市场环境、政策导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许多城市媒介的实体也逐步向大都市或省会城市转移，形成具备自身传播特色和竞争优势的集合体，雄安新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雄安新区打造集群型城市媒介的原则

媒介集群并不是毫无规律的集聚，而是有原则、有条件的聚集，其首要原则是立足于本地的核心受众。无论是地方媒体还是中央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其所能够覆盖的地域范围内的受众才是媒介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如果失去了受众，媒介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因此，媒介集群的首要任务是最大化地争取本地受众。

就媒介而言，首先，其核心受众的定位包括区域受众定位——在媒介覆盖范围之内的受众都可以视为核心受众；还包括受众职业和身份定位，职业和身份决定一个人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媒介承载的信息决定其能否满足某一个职业或某一种身份的受众需求。

其次是打造内容生产的核心竞争力。媒介集群的目的和初衷在于降低成本和资源交换。因此，媒介生产和承载的信息越有价值，其在媒介集群生态链内所处的位置越高，就越能以高性价比获取所需的各种资源。而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媒介由于无法和其他社会组织进行资源上的交换，最后只能被迫离开媒介群落。因此，在媒介集群内，核心竞争力就代表着媒介的生命力，也代表着媒介所处层次的高低。

最后是加强合作，共享资源。媒介集群是一个生态系统，是各种形态的媒介共同存在的独立空间体，在该空间内存在“公共型信息”与“挖掘型信息”两种资源形态。前者是在媒介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作用下生产的大量高流动性、低附加值的信息，如新闻、通告、八卦、表层信息等，虽然数量繁多但是价值密度不大；后者则指通过公共信息挖掘到的深层信息，如基于个人喜好基础上的信息推送算法、不同受众的精准需求等。集群型城市媒介的资源共享需要明确以下两点：第一，“挖掘型信息”并不等同于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而是在公开信息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加工得来的，是隐藏于表层信息之下的深层信息；第二，“挖掘型信息”只有通过收集、整理并经由算法加工才能得到，是劳动成果的一种。因此，在该语境下的共享并不是无偿的，而是应该遵循市场经济下的价值交换原则，在共享的同时支付相应的费用。

3.打造智慧型城市媒介体系

智慧城市是物联网、感知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集感知、获取、传输、处理于一体的信息技术在城市基础设施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内广泛应用的城市，是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23]。智慧城市的功能实现大部分都要依靠智慧型城市媒介体系，后者可以看成是前者的“功能触手”。

（1）雄安新区打造智慧型城市媒介体系的有利条件

从智慧城市的定义来看，智慧城市是信息技术高度集成、信息应用深度整合的网络化、媒介化和智能化的空间集聚体。智慧城市最大的特点是具备自我学习、自我完善的功能，它以智慧技术、智慧产业、智慧人文、智慧服务、智慧管理等诸多具备自我意识的学习网络为技术支持，以城市为核心开展智能活动。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大数据、智能教育、智能能源、智能购物、智能健康、智能交通等几个方面（见图11-7）。

智慧城市的内涵决定了雄安新区在打造智慧系统方面具备其他城市所没有的便利条件。首先，智慧城市对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有很高的要求。数字技术可以在原有基础设施上直接进行软件系统的升级，然而智能技术需要智能硬件的支持，如城市中的智能图书馆、智能有轨汽车、智能地下停车场、智能商场、智能家居等。这些智能基础设施的升级如果在旧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成本要远远高于打造新的智能硬件^[24]。这也是其他城市智能系统发展缓慢的原因。雄安新区是最年轻的国家级新区，没有城市硬件的羁绊，可以从零开始直接打造新的智能城市基础设施，在智慧城市的基本层面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图11-7　城市功能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全景图

此外，雄安新区占据了智慧城市的人才高地。智慧技术是近几年刚刚兴起的新生事物，有着旺盛的社会需求，人才缺口巨大。据《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报告统计，我国智慧科技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诸多智慧人才和智慧科研机构大量聚集于北京^[25]。由于雄安新区本身承载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任务，非国家战略级别的智能科研机构也在疏解之列，诸如大疆、阿里研究院北京分院、腾讯AI研究所等机构都会向雄安新区转移，这些都为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系统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2）雄安新区打造智慧型城市媒介体系需大力发展智慧科技

雄安新区未来的建设目标是打造高科技信息产业集聚地。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在数字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综合管理、自主决策、城市信息流通等领域的智能化，因此要大力发展智慧科技，主要包括数据应用技术（data application technology）和人工智能技术（AIT）。

数据应用技术是基于媒介数字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科学。智慧城市包括海量的数据，如空间数据、属性数据、静态图像数据、动画数据、人像识别数据等，因此需要能够支持空间数据操作和管理的新型数据库技术。传统意义上的数字化更多地指向电子信号的传输。虽然数字化采用了数字压缩的方式取代了传统的信号模拟，大大提高了信息传输的效率，降低了外界噪音的干扰。然而，与数据应用相比，数字化仍然显得有些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当前城市已经进入数据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慧化的时代，以数据应用为载体的城市媒介已经逐步渗透到城市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乃至城市管理和城市运营等各个领域，并且对城市的智能化发展产生着革命性的影响。

城市媒介的数据应用分为数据采集、数据存储和数据挖掘三个方面，这三个环节并非各自为战，而是处于一种同时运行的状态中^[26]。就目前来看，城市媒介诸如新闻客户端的使用，更多的是数据挖掘技术，即从海量的信息中提取出具备价值的数据，分析并发现数据之间的关系，甚至是潜在的、未知的数据特征，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受众。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城市媒介能够更好地分析和使用观测到的数据，从而探索出城市系统的演化规律。

图11-8　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城市媒介数据应用——算法推荐

数据应用技术将人工智能、统计、计算机和数据库等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把归纳学习法、仿生物技术、公式发现、统计分析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可视化技术六种技能融合在一起，城市媒介采集的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从容量上来说比一般的数据库更加丰富。利用数据应用技术可以大大提高城市媒介的智能化水平，使城市媒介具备自主决策的能力。

人工智能技术是广义上的概念，它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是用于研究、开发和模拟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的新兴科学^[27]。人工智能的研究领域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人机交互等。

城市媒介的发展是一个集多种技术应用和多种知识开发于一体的过程，尤其在当前信息和知识爆炸的年代，由城市媒介本身进行决策，代替媒介运营者，能够最大限度地榨取数据的价值。要实现这个过程，就要用到人工智能技术。(www.daowen.com)

就城市媒介的形态来看，人工智能的应用主要停留在人机交互领域，如VR新闻。2015年，《人民日报》制作的“9·3”阅兵VR全景视频新闻，可以说是国内以智能人机交互方式进行新闻报道的第一次尝试；新华社也制作了《带你亲临滑坡现场》的VR新闻。随后，国内迎来VR新闻的大爆发。央视网运用了可实时拼接10个高清全景摄像头的4K全景摄像机，全景直播了《CCTV体坛风云人物》颁奖典礼。央视新闻频道于2016年9月15日直播了天宫二号发射特别节目《筑梦天宫》，在介绍神舟十一号飞船时，演播室中，虚拟的神舟飞船从屏幕里“飞”了出来；在介绍飞行器的内部构造时，主持人更是“穿越”到它的内部，让观众对飞行器的构造有了更直观、更生动、更具体的认识。

4.打造区域协调发展型城市媒介体系

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城市建设过程中追求的重要目标，历史上的区域协调发展实践包括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率先崛起等。当前实施的京津冀一体化也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一环。

2014年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一体化问题上指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同时，这四个“中心”也是北京的首都核心功能，其他与四个中心不相符的城市功能都可以被归类为非首都功能，应该疏解到河北、天津、雄安等周边区域。根据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批通过的《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目前有四类非首都功能被列为优先疏解的重点。

首先是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耗能、非科技创新型企业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型企业，以及高端制造业中缺乏优势生产加工环节的产业。这些产业在北京占据了大量宝贵的生产资料，是造成北京城市病的主要因素，因而这些产业最有可能从北京转移到雄安新区。

其次是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服务行业，包括物流基地、批发市场，以及第三产业的呼叫中心、服务外包和健康养老院等。这些产业聚集了大量人口，服务于整个区域，也有向雄安新区转移的必要。

再次是部分教育、医疗和一些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即在京高校的部分本科生需要搬迁，只留下研究生及以上部分，建立研究生中心、创新基地和智库等。

最后是部分行政事业性服务机构，如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各种研究院所、报社、出版社，都在需要迁移的事业性服务机构范围内。

雄安新区的城市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机制组成物，要顺利实现北京—雄安之间的区域协调和产业流动，就需要一个社会系统实现两者之间的对接，包括对各种城市、产业要素的统筹、规划、运作和各个部分之间的交流、城与城之间的沟通等。媒介则是承担该社会系统的不二选择，区域协调发展型媒介因此成为雄安新区完成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

雄安新区的城市媒介在管理协调过程中主要涉及政府部门、相关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以及受众。其中，政府与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与受众的关系主要以技术的供给为纽带。在社会协调过程中，没有哪一个主体能够独自完成所有工作，各个主体之间需要以“相互依存—交换资源—达成目标”的模式，在统一协调下共同完成集体行动（见图11-9）。

图11-9　城市管理协调机制组织形式示意图

就目前来看，上文提出的四种模型中，最适合雄安新区的应属顶层设计型城市媒介。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主要有三点。

首先，雄安新区是充满生命力的新城市，该地的媒介目前仍然处于从“0”到“1”的起步建设阶段。当某一个目标从零开始规划时，应首先从整体上对该目标进行总体布局，对于扮演承载信息、沟通情况的媒介角色来说尤其如此。

其次，这是雄安新区城市定位的要求。研究城市媒介的过程实际上是处理城市与媒介关系的过程。当媒介依托于城市时，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城市自身的特殊属性，如北京因首都属性而成为政治中心，上海因经济属性而成为金融中心，广州因地理位置属性而成为珠三角外贸区的核心，三座城市的媒介也随着不同的依托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从这一点来看，由于雄安新区是中央政府规划的产物，按照顶层设计的思路进行发展就成为城市媒介架构的关键。

最后，从四种城市媒介类型来看，集群型、智慧型、区域协调发展型虽然也适合雄安新区，但与顶层设计型城市媒介相比，其优势略显薄弱。因此，应该以最具有雄安特色的模式为主，以其他三种城市媒介为辅，最终形成有主有次、格局协调的城市媒介体系。

【注释】

[1]本章作者：杨东东。

[2]马凌：《新闻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定位》，《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第42—46页。

[3]戴鑫：《欧美国家三种媒介体系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4]同上。

[5]童兵：《科学发展观与媒介化社会的构建——新闻传播学视角的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2页。

[6]许鑫：《网络时代的媒介公共性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页。

[7]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参见W.R.Neuman，The Future of the Mass Aud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9]曾万平：《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研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10]习近平对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提出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四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五是构建快捷、高效的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六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七是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的新平台。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4月3日，第1版，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7-04/03/content_1763421.htm。

[11]王杰、杜欢：《价值、困境与走向——媒介分析视阈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刍议》，《国际城市规划》2014年第2期，第68—72页。

[12]许颖：《互动·整合·大融合——媒体融合的三个层次》，《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第　32—36页。

[13]参见鲍立泉：《数字传播技术发展与媒介融合演进》，华中科技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14]参见[美]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金燕宁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　年版。

[15]参见谢静：《传播的社区——社区构成与组织的传播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6]罗自文：《媒介社区中的聚众传播——一种传播形态的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5页。

[17]杨东东、吴倩：《从村落到特区：基层社区媒介发展现状及未来预期研究——以雄安新区小王营村基层媒介为例》，《新媒体研究》2017年第15期，第110—111页。

[18]李亚东：《我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组织体系顶层设计》，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　位论文。

[19]同上。

[20]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

[21]夏康健：《受众需求推动媒体发展需要 三台合并顺应传播规律》，人民日报中央厨房，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8/0328/c40606-29892669.html，2018年3月28日。

[22]王来军：《基于创新驱动的产业集群升级研究》，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23]吴建新：《以智慧政府建设推进智慧城市发展的对策研究》，《中国信息界》2011年第5期，第24—26页。

[24]何哲：《通向人工智能时代——兼论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方向及对中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借鉴》，《电子政务》2016年第12期，第2—10页。

[25]闫志明、唐夏夏、秦旋、张飞、段元美：《教育人工智能（EAI）的内涵、关键技术与应用趋势——美国〈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报告解析》，《远程教育杂志》2017年第1期，第26—35页。

[26]羊海潮：《基于元数据的分布式空间数据共享模型研究》，《信息技术》2009年第4期，第24—27页。

[27]张永民：《“智慧中国”关键技术的研究（下）》，《中国信息界》2012年第2期，第10—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