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媒介的架构过程中，受众、社会与媒介是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正是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才使城市媒介的建构有了可能性、必要性和必然性。其内在的逻辑在于：以媒介融合为特征和趋势的媒介技术提供了城市媒介搭建的推动力，为城市的媒介构想打造了可供发展的空间；城市和市民对信息的源源不断的需求构成搭建城市媒介的主要推动力，同时也是城市媒介搭建的前提；新的社会形态背景下，城市信息渗透的领域不断扩大和延伸，成为打造城市媒介的必然结果，也构成城市媒介的外部表征。在这个过程中，需求、技术和制度成为搭建城市媒介的理念与原则^[5]。

1.坚持媒介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则

城市媒介体系的搭建理念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就是，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变化，对媒介的一些阶段性判断和结论很有可能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不得不重新被评估。因此，社会变迁对城市媒介的影响一时间也难以下定论。然而，有一个因素始终是清晰且明确的，即经济因素^[6]，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城市媒介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不仅与经济互相作用，而且本身也可以被视为社会经济的一部分，在本质上没有脱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

产业是伴随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社会分工，国际劳工组织以各个产业在社会生产中扮演的角色为依据，将社会分工分为初级生产部门、次级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三类。媒介在社会分工中承担着为城市居民提供沟通和交互渠道的功能，它的产出物不是实体性的物质产品，而是信息类虚拟产品或者信息范畴内的行业服务，因此属于服务部门。

城市通过建筑物、街道、广场等实体将居民分成散布在不同空间内的群体，富人区、贫民区以及公共空间得以形成。同一个社区内的人往往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生活环境和消费特征。媒介集团为了实现盈利，会针对不同的受众进行有效的内容投放，并为各个群体和阶层提供各种信息服务。这种以商业利益为驱动力的社区传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能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将原本断裂的资源连接起来，提升资源流动活力，带动产业生产效率，推进社会结构整合，形成正向循环，从而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此外，媒介本身也是国民经济重要的一环。无论是前期的硬件投入还是后期的软件支持，包括发展信息产业的过程中带动的一系列上下游产品，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国家财政对事业单位类型的新闻机构、教育机构和宣传机构也有一定的财政支持，媒介本身就是一个潜力巨大的“经济红海”。因此，信息产业自身的整合作用能够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城市媒介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迎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则，以顺利实现相关产业功能的发挥。

2.坚持媒介技术引领的原则

社会的发展带来媒介技术的进步，媒介技术的进步也成为社会不断创新的内在引擎。雄安新区本身的定位是国内的创新驱动引领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通过京津冀地区的资源整合，打造和发展高端产业，吸引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建设技术开发、转移交易、成果孵化转化、产城融合的创新引领区和综合改革试验区。因此，雄安新区的产业定位对城市媒介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必须以尖端、先进、前沿的媒介技术引领城市的产业定位和产业发展。

新的媒介技术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技术领域^[7]。

第一，数字技术领域。数字技术指的是以电子信号传输为基础，以数字压缩技术取代信号模拟技术的信息传播方式。

第二，网络技术领域。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将分散的信息源与用户统一到一个系统内，从而形成信息的浩瀚海洋。

第三，多媒体技术领域。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将媒介视作人感官的延伸，然而这种延伸仅仅停留在个体感官感知范围的拓展上，单一的感官延伸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多媒体的出现使多种感官的融合成为可能。纵观媒介技术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媒介技术大体上遵循由单一感官向综合感官融合的发展轨迹。近几年，新的感官技术不断涌现，媒介与人的交互方式越来越多样，媒介与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大数据、人工智能、融媒体平台、脑机交互、VR技术等媒介形态甚至已经超越了几种感官的融合，实现了综合感官的统一。

第四，实时传输技术领域。信息的流通需要借助于渠道，媒介本身就扮演了传输渠道的角色，为实时传输提供了支持。

美国传播学家鲁塞尔·纽曼^[8]（W.R.Neuman）认为，未来媒介的发展形态具有“4C”特征，即control——社会成员对传播过程的参与和控制程度越来越高；convergence——媒介融合的趋势越来越强；convenience——受众的媒介接触越来越广泛；cost——媒介的使用成本越来越低。

从媒介技术的前沿领域和鲁塞尔·纽曼的理论描述中，可以大致勾勒出未来城市媒介的技术特征。首先，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城市居民在社会传播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被媒介控制的程度越来越深，媒介使用越来越频繁。人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对媒介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当前社会中的“低头族”“微博控”“碎片化信息成瘾”都是媒介参与和媒介控制的结果。姑且抛开这种现象的媒介伦理，单从控制效果来看，媒介产生的能量无疑是惊人的。(www.daowen.com)

其次，多媒体技术使城市媒介融合的趋势加强。媒介由最原始的简单语言、象形字、甲骨、泥板到电话、PC、二进制数字，再到如今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VR、多媒体等媒介工具，其总体上处于一种朝着综合感知方向融合的趋势。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如果说媒介在刚刚出现时只是眼、耳、口等感官的单独延伸，未来的媒介形态就是整个人的综合延伸，各种感知能力最终将融合在一起，共同实现人与外界的交流功能。

再次，网络技术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多种接口，受众的媒介接触越来越广泛。网络技术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多种接口，受众的媒介接触越来越广泛。在“control”和“convergence”的双重作用下，受众的参与程度与控制程度必然越来越高，媒介融合的趋势也越来越强，双重作用之下，受众的媒介接触程度也随之加深。

最后，实时传输技术在时间上压缩传播时长，在空间上扩大传播范围，将媒介的应用推广到千家万户，媒介的使用成本最终被大幅度降低，城市和社区中的媒介由最原始的羊皮、丝帛发展为今天的各种可移动终端，这些都得益于媒介成本的大幅降低。

综上所述，媒介技术是城市媒介建设过程中最基础、最核心的要素，在探析城市媒介架构过程中绕不开对媒介技术的研究与讨论。

3.坚持媒介体制创新的原则

媒介体制创新指的是在已有的社会运行机制基础上对内外各项资源的制度性整合和优化^[9]。媒介体制创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具体包括媒介机构占地、资金、媒介技术、媒介人才等资源的配置主要依靠市场来完成，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提升媒介的市场化水平。二是制定合理的所有制形式。作为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过渡，目前现有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媒介体制机制在当下是否适用仍存在疑问。因此，要大力推进媒介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推动城市媒介资本主体的多元化，使媒介所有制结构体制合理化。三是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的媒介管理职能转到为各类媒介主体服务上，打造服务型政府，完善媒介市场体系，规范媒介市场法规，改善媒介市场环境，加强媒介市场硬件建设，拓展媒介市场运作领域，营造有竞争力的媒介投资、创业和发展环境。

雄安新区的城市功能定位要求打造体制机制创新的高地，为中国的下一步改革破局。从雄安新区的发展规划中可以看到，“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10]。这表明雄安新区所谓的“千年大计”，就是要通过结构上的重新布局，打破种种掣肘的链条，让改革进程快马加鞭，这是雄安新区媒介体制创新的应有之义。

4.坚持媒介与城市功能定位相结合的原则

在探讨雄安新区的城市媒介体系架构过程中，我们不妨从媒介化水平较高的国际化大都市中吸取经验。

纽约是集金融证券、文化艺术、娱乐时尚为一体的国际之都，它的城市媒介体系始终与金融、潮流文化、娱乐消费等活动融为一体，如电子出版物、广播、电视、广告、电子金融等都是其城市媒介的支柱产业；新加坡则主要依靠金融和对外贸易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它的城市媒介体系始终以这两个产业为信息流的主体；日内瓦的国际化水平在同级别的城市中出类拔萃，它的城市媒介不以产业经济为主，而是以国际化水平为发展重点，以多种语言为信息载体的城市媒介是日内瓦的一道靓丽风景。

从这些成熟的城市媒介体系中可以发现，国际大都市的媒介体系与自身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紧密相连，在选择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也都充分考虑了城市历史、功能定位、区位特点、经济水平等因素。因此，城市媒介的架构需要在业已规划好的城市定位、建设理念、建设目标、建设原则等一系列要素基础上探索架构的诸多维度。雄安新区的城市媒介也概莫能外。

对于城市病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上指出，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病”的问题基本都用“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目前，北京正面临一次历史性抉择，从“摊大饼”转向在北京中心城区之外规划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从而形成新的“两翼”。同时，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也可以推进张北地区的建设，进而形成河北的“两翼”。

雄安新区的设立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等建设理念相吻合，这也对雄安新区的城市媒介体系架构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在雄安新区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媒介也应该围绕缓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城市功能定位理念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