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形成文化图谱，营造城市叙事空间

文化图谱指的是对区域文化历史资源进行梳理、整理与保护，对非遗技艺与传承人进行扶持。这些与当地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要将这些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建档、存根。城市叙事空间不单指公共的实体空间，而是将城市中在同一或相邻城市空间内，不同历史时期发生过的多样性城市事件进行组织后，形成的一种具有可被认知、叙述故事的城市空间。城市叙事空间是传承城市文化、寄托市民感情的独特空间，是本土居民的生活空间和缅怀历史情感空间的结合，对外来人口而言是一个展现城市历史、文化的理想场所^[17]。先形成城市文化图谱，再利用图谱营造城市叙事空间，留存活化文化基因，留住地域文化之根，最终实现雄安新区原有市民和新来移民对空间意义的沟通。

在构建雄安新区的意义网络时，城市叙事空间的建设可以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融合，以及实体空间和想象空间的贯通功能。雄安以丰富的城市事件为内容，以城市空间为载体，讲述城市中的历史故事，将城市历史融于现代生活之中。实体空间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记忆和精神，人们通过实体空间可生成文化意义想象，实现城市的虚实互嵌。创造叙事空间的重点是多个事件和情感表达的呈现，叙事环境系统将文化特征与心理精神特征结合，以空间为载体讲述故事，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营造城市的叙事空间。

（1）实体空间的营造

在实体空间中营造叙事空间，强调对历史遗迹、文物建筑等最大限度的现状保护，保持其最传统、最典型的空间原貌。于空间中再现城市事件，可使市民生活与地方人文精神高度融合，便于展现城市历史风貌与民俗风情。云南的丽江古城、山西的平遥古城，都是运用“原真性”这一方法的成功案例。这种还原方式针对的是那些没有被破坏的，或者是破坏程度较轻的空间，只要稍加保护和修复即可。对于那些具有丰富叙事资源却缺少城市实体空间的叙事空间，或者是空间面貌遭到严重破坏的，要采取复古重建的方式。使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要有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考证，保证叙事空间的真实性。比如受访者提到的，对于被村民拆的只剩下牌匾的建筑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还有一种是现实模拟方式，它营造出的并非原址，只是依据某个历史故事模拟出的实体空间。

雄安新区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著名的历史故事，可以在新区建设初期对那些值得记忆的故事采取还原的方式，这将对雄安新区意义网络的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2）通过视觉方式营造

视觉化的叙事空间是通过图形、图像或虚拟空间将事件展现出来，包括真实影像叙事空间和虚拟影像叙事空间。前者可以用绘画、雕塑等方式去叙事；后者是通过高科技将城市的空间文本整合输出的一种全息影像图，这种方式将每一个故事按时间顺序，依次以形象相同的动态图像展示。这种营造叙事空间的方式适用于那些城市空间已面目全无且又无法复原的事件或故事。比如雄安传统的民间舞蹈“二鬼摔跤”，现面临失传境地。因此，可将其历史渊源、表现形式、舞蹈特征、发展历程等用雕塑的形式展示于广场中，或者在广场的大屏幕展示相关纪录片、故事片等，让市民真正理解这些传统风俗文化。

（3）通过听觉方式营造

听觉方式指的是人们先利用自己的感官器官接触到各种资讯，然后通过调动他们记忆系统中的认知导引结构所勾勒的虚拟空间意象，这种方式具有较强的主体性。叙事者可以利用多种艺术形式传达消息，包括戏曲、话剧、歌唱、诗词朗诵等，接收者将接受到的信息进行解码处理，从而形成自己对虚拟叙述案件的认知。这里的讯息除了语言，还包括叙述者的音调、手势、神情等因素。此种方式多是对真实事件或故事的改编，为了表达效果，可以融入一些不影响故事本身真实性的表演手段。比如，雁翎队抗日的故事可以采用戏曲的形式呈现，它既是艺术作品，又能传承雄安新区的红色文化和英勇抗敌、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

（4）多种方式融合

叙事空间的建构要点是对多样性事件的显现。城市可根据当地的事件和空间利用情况，有侧重地进行事件展现，比如雄安新区成立一周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其中，可采用多种方式融合的叙述方式，根据具体的发展历程，按照顺叙或倒叙的手法对实体空间进行叙事，运用各种传播渠道以便后人去了解事件的发生、发展、影响等。以容城三贤为例，实体空间已经存在，容城县已建有两个三贤广场，广场内有三位贤人的人物雕像和生平介绍。除此之外，还可以使用雕塑这种视觉叙述形式对他们的德行、著述和事功进行展示；也可以将三贤的事迹改编为小说，让更多后人知晓。在雄安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对叙事空间的建设和保护还有很大的空间，但也要注意叙事空间和市民生活的融洽性，这是可沟通城市建设所要实现的时空融合的议题。

总之，城市的叙事空间是城市意义网络的基础，雄安新区的叙事空间体现了它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它带给市民的生活感受和情感寄托可转化为当地市民强烈的群体认同。

2.展开城市对话，保障多元融合

刘易斯·芒福德说过：“城市中最有意义的活动就是对话，对话是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18]城市的可沟通性本质就是如何通过理性化的沟通过程重建社会共同体意识。无论是城市意义网络的建设，还是信息网络的发展，城市对话沟通都是本质。城市居民所有社会关系的维系和城市文化的相互融汇穿插都是以人们的社会对话为基础的。芒福德认为，早年的公共喷泉、汲水站为人们互相交往提供了场地，增加了会面和聊天的机会，城市对话无处不在。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生活的便利，各家各户安装了水龙头，生活是如此惬意，却可悲地中断了上述那种社会生活。因此，如何建立有效的社会沟通渠道和设施，强化资源文化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展开城市对话，促进市民之间良性互动，提高雄安新区意义网络沟通性，以及达成城市多元融合、内外贯通的关键。

（1）完善传播基础设施，为对话提供空间

传播基础设施是实现市民对话的基础，雄安新区意义网络的可沟通性要从基础设施入手。首先，雄安新区要建设功能齐全、方便的公共实体空间，充分发挥城市实体在社会交往和对话进程中的作用，如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活动室等。目前新区只有一个白洋淀博物馆，这是雄安实体建设比较缺失的场所，也是应该增加的建筑。其次，雄安新区要完善城市网络设施建设，为当地居民的传播实践活动提供网络支持，如官方文化网站和文化解读公众号等，及时传达信息，实现信息透明化。再次，雄安新区要充分挖掘和开发雄安新区的历史和文化，利用信息技术将文化意义融入雄安新区人们的生活中，实现市民和当地文化意义的交流和对话。最后，雄安新区应该着力营造便民、利民的文化服务社区，满足不同市民的多样需求，鼓励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共享。

（2）开展特色文化娱乐活动，为对话创造机会

文娱活动是衡量一个城市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文娱活动有助于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还能促进心与心的沟通。首先，政府和当地的管理部门在文化建设上应加大投入，把文化专项资金纳入政府的年度预算。要保证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化，让市民了解政府对文化的扶持情况。政府或者组织可以利用节假日以及农闲时期，开展多种文化活动，丰富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文化活动既要多样，又要与当地的民俗、民风相结合，贴近生活，发挥其意义传承的功能。其次，要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和支持社区、团体举办文化活动，鼓励市民广泛参加。发展有特色的文化活动，成立文化交流平台，除了能促进信息的有效传播，保证上传下情的畅通，还能引导市民参与文化主题的投票和评价，调动群众的热情。最终引导市民形成科学、先进的文化思想，实现官与民、民与民之间的双重对话。

（3）多元文化融合是友好对话的前提

雄安新区是由三县融合的城市，每一个县域间都有一定的文化差异，而且未来会有更多异质人群的大量涌入，雄安新区未来需要面对的文化是多元的。多元文化能够带来融合，但文化差异也会造成文化冲突，影响城市居民的沟通和交流。因此，如何缓和文化差异是实现城市平等、居民友善对话的关键。首先，多元文化的碰撞不能以简单的妥协为方式，要找到两者沟通的契合点，以此为对话的基础，然后进行不同民俗、生活习惯的磨合，实现文化适应。其次，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要做到保护和开发的均衡，避免因过度开发造成文化历史和当地居民的生活脱节，让新区建设与历史文化传承有机结合。最后，雄安新区要秉承文化共享的理念，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平等沟通和有效融合，丰富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价值。

3.构建“我们”的共同体

共同体是指人类基于主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而聚合在一起形成的团体或组织，是人的集合。共同特征在包括民族、语言、身份、文化历史上有一定的共性。“我们”的共同体指的是基于城市共同利益、共同行为规范的群体，对城市产生认同感、归属感，最终形成“我们”的认知，全身心地致力于群体或城市的建设。“我们”的共同体是意义网络的强有力的保障。在雄安新区未来的规划建设中，社会问题和文化冲突不可避免，如何根据雄安新区的现实情况，强化文化认同，缓解文化冲突，构建属于“我们”的共同体，对达成意义网络建设的可沟通性具有重要意义。

（1）满足市民需求，构建城市利益共同体

自古以来，利益分配不均问题都是造成社会生活不稳定的首要因素。雄安新区作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文化融合的城市，是一个多阶层的城市。构建利益共同体就是要平衡多阶层、多民族的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利益共享，保证市民利益最大化。要关注城市大多数群体的利益，尤其是关注城市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市民的利益，倾听他们的意见，真正懂得他们的需要，增强居民生活的满意度和认同度。此外，城市还要满足市民的信息需求，为不同群体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务，降低他们所获信息的不确定性，将个人利益和城市利益结合在一起，实现资源共享，增强市民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进而激发市民的凝聚力，为雄安新区意义网络的可沟通性建设打好物质基础。(www.daowen.com)

（2）加强社会交往，构建城市意识共同体

社会交往的概念来源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在他的理论中，社会交往指的是人类在社会空间发生的交往沟通。人类具有社会属性，和周围的人有着多样的联系，社会交往是每个社会人都要进行的社会实践。社会交往是构建城市意识共同体的实践基础，因为社会交往能增强人们之间的互动，调节邻里关系，缓解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社会交往有助于市民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遵守共同的行为准则，彰显市民“雄安人”的身份特征，进一步增强彼此间的情感依附，实现城市居民间的信任，唤醒大家共同追求幸福生活的热情，激励新区市民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入建设雄安新区的伟大事业。

（3）挖掘文化特色，构建城市文化共同体

新区文化是雄安立区之本，设区之魂，意义网络建设追求文化的多样性，这也是雄安新区发展所主张的。雄安新区要构建城市文化共同体，就必须坚持可持续的文化发展观战略，以包容、开放的姿态迎接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文化，既保留当地优秀的传统文化，又接收外来文化的精髓。保留地方传统文化就要挖掘雄安的文化特色，发挥文化优势，创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和产品，增强当地文化的吸引力，调动广大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参与度。对外来文化的接收意味着要勇敢面对不同的文化差异，尊重他们的生活文化方式，化解不同文化的冲突，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让城市当地居民和外来人口参与文化建设，共同构建多元文化融合的雄安新区共同体。

总之，雄安新区意义网络建设，首先要满足市民的需求，尊重弱势群体，保障大多数人口的利益，实现当地历史文化传承有机结合，相得益彰，让当地历史文化融入市民生活，实现人与人、人与城市、人与历史的协调。这是为建成协调发展示范区的目标服务。其次要尊重城市文化演变的自然规律，处理好多样性文化间的关系，以当地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核心，吸收和融合周边城市乃至世界的多元文化，促进雄安新区文化生态的多元发展，让雄安新区成为文化多元融合的典范，既传承了文化，又实现了开放发展，为建成开放发展先行区服务。文化的共享、精神的传承是雄安新区建设目标的保障，但雄安新区要真正建成可沟通城市，并不仅仅是在意义网络层面的建设，地理网络和信息网络的建设也应该受到重视，三者共同服务于雄安新区的七个建设任务。这是前所未有的探索，任重道远。

【注释】

[1]本章作者：李婷婷。

[2]资料来源：中国雄安官网，http：//xiongan.gov.cn/2017-04/01/c_129769132.htm。

[3]N.Carpentier，“The Belly of the City Alternative Communicative City Network，”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2008，70（3-4），pp.237-255.

[4]Leo W.Jeffres，“The Communicative City：Conceptualizing，Operationalizing，and Policy Making，”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Sage Pub，Vol.25，No.2，2010，pp.99-110.

[5]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可沟通城市：理论建构与中国实践》，《“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12）可沟通城市：理论建构与中国实践论文集》，第341—347页。

[6]谢静：《可沟通城市：网络社会的新城市主张》，《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第16—24页。

[7]谢静：《可沟通城市：网络社会的新城市主张》，《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第16—24页。

[8]谢静、潘霁、孙玮：《可沟通城市评价体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第25—34页。

[9][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10]李朋、张楠：《论城市叙事空间及其文化构建路径》，《东南学术》2015年第5期，第74—79页。

[11]王华：《对话是城市的生命——刘易斯·芒福德城市传播观解读》，《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4卷第2期，第104—109页。

[12]吴予敏：《从“媒介化都市生存”到“可沟通的城市”——关于城市传播研究及其公共性问题的思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3期，第6—19页。

[13]蔡晓璐：《以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为指引建设雄安新区文化》，《人文天下》2017年第9期，第51—54页。

[14]谢静、潘霁、孙玮：《可沟通城市评价体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第25—34页。

[15]谢静、潘霁、孙玮：《可沟通城市评价体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第25—34页。

[16]谢静：《可沟通城市：网络社会的新城市主张》，《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第16—24页。

[17]李朋、张楠：《论城市叙事空间及其文化构建路径》，《东南学术》2015年第5期，第74—79页。

[18][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