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意义网络的概念界定

美国的约翰·R.麦克尼尔（J.R.McNill）和威廉·H.麦克尼尔（W.H.McNill）认为世界史是世界网络的承接，远古时代的部落形态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城市网络^[11]。这里的网络指的是一种连接关系，即人们相互连接的一系列关系。城市就是有着多种互相沟通和交往关系的网络。可沟通城市的理念就是以这种网络关系的视角看待城市和人的关系的，认为城市就是一个多重社会关系网络^[12]。传播是编织网络、建构关系的社会实践，传播行动遍布于城市的各个点和面。为了更好地分析和描述城市这一复杂网络中的传播行为，孙玮教授将网络的观念应用到可沟通城市的评估体系中。她将城市分成三个维度，分别是地理网络、信息网络和意义网络。

地理网络是传播的空间性层面，指的是城市实体空间的面对面交往与聚合。要打破城市实体空间上的隔绝与封闭，形成具象的城市公共空间建筑，为市民交往沟通提供平台，如公园、广场等，让人们能够随时在这个空间进行信息的交流和互动，从而建立积极、开放的人际关系。

信息网络是传播的社会层面，指的是城市各类虚拟平台的社会交往、公共参与等。要建立城市公共传播系统，人们借助各种大众媒介进行信息的沟通活动，在公开、公平、公益的社会氛围中，保证不同人群享有相互对话与平等交往的权利，从而缓和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现社会系统的整合。

意义网络指的是对城市的精神和文化层面的认同，对城市生活方式、意义的共享。这种共享和认同建立在人们的话语沟通、行为交织等城市文化传播的实践基础上，它既包括以人为载体对有形的、实体的文化资源的认知和传承，如城市文化名人、城市建筑、城市景观等，也包括对各类精神文化资源的传播和认可，如仪式、节庆等当地特色民俗传统和地方方言、地方精神等无形的文化内容。意义网络有利于生成城市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文化脉络，也有利于形成市民的荣誉感、尊崇感、归属感和城市公众精神的共同寄托。

作为关系网络的城市，这三个维度互相影响，互相重叠，但彼此又有各自的考察重心，它们的核心价值都是为了营造多元融合、时空平衡和虚实互通的可沟通城市网络。

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说过，城市要有坚固的精神和道德维系，这是城市的特征之一^[13]。一座城市要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凝聚力，这样才能形成市民对城市的荣誉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如果没有这些，城市就是没有灵魂的空间。精神和文化的共享是基于城市不断传承的文化与历史，包含承载了市民集体记忆的场地，也包含历代相传的城市精神。传播的最高境界就是将城市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融合起来。精神和文化的共享有助于市民一致性的保持，从而使他们积极参与城市的发展建设，共同建构和维系一个和谐的、属于他们每一个人的文化共同体。

2.意义网络的可沟通性诉求

城市网络的三大维度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可沟通性诉求。

意义网络包括四个方面的诉求：第一，城市有适当的场所能代表城市的特征与历史；第二，城市有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第三，市民接触文化产品较为自由；第四，市民对所在区域有归属感和认同感。

地理网络侧重可触、可碰的实体空间建设，也有四个方面的诉求：其一，城市为市民的交往会面、沟通提供多种物质空间；其二，为市民的交往沟通提供便捷的交通设施；其三，市民具有自由出入城市公共空间的权利，与城市异质人群会遇、交往、对话、合作；其四，城市有能彰显城市特征与历史的实体空间，为市民形成认同感、地方感创造条件。(www.daowen.com)

信息网络包括五个方面的诉求：第一，城市为市民的社会交往给予各种虚拟空间的支持；第二，城市信息机构能及时发布市民所需的信息；第三，城市为市民参与各种公共事务提供平台和媒介；第四，市民可灵活地利用多种媒介渠道或者平台进行交往、互动；第五，市民通过交往、参与能够产生城市认同。

意义网络价值诉求的第一点和第三点分别对应了地理网络中“能彰显城市特征与历史的实体空间”和信息网络中“市民利用媒介进行交往互动，由此形成的城市认同”。因为这两点都涉及城市认同，属于意义网络的考察内容，可统一归为意义网络的价值诉求。同时，意义网络的价值诉求涉及地理网络和信息网络的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价值诉求，为全面考察意义网络提供了可能。

3.意义网络的考察内容

意义网络是城市在精神和文化层面的传播，这种传播活动取决于基础设施的供给，即那些能够代表城市特征与历史的地理空间及文化产品，进而在这个空间中发生传播行为。为了更具体地考察城市意义网络，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谢静、潘霁、孙玮三位老师从传播基础设施、行为活动和感知评价三个层面论述了意义网络的评价方式和评估指标^[14]（见表10-1）。

表10-1　意义网络的评价方式和评估指标

传播基础设施层面的评估方式有两种：公共建筑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公共建筑设施包括博物馆、展览馆、历史遗迹、公共纪念物、城市吉祥物、宗教场所等，能够体现城市特征、历史场所或文化产品。针对公共建筑设施，意义网络可沟通性的评估指标有多样性、可读性两个方面。多样性指公共建筑设施的数量要丰富且多样，用于满足市民的各种交往需求；可读性强调这些公共建筑设施还要有表征功能，增强市民与场所的连接。

传播行为活动层面的评估方式包括社交文娱活动和公共参与活动两项内容。前者侧重文娱活动的举办，包括文化主题讲座、文艺活动、节庆活动、名人事迹宣讲等；后者侧重公民对文娱活动的参加活跃度。意义网络在行为活动方面的考察指标有三个，即自由度、活跃度和参与度。自由度指市民社交、参与文娱活动的自由度，是否受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因素的限制；活跃度指市民传播行为活动的次数和活动的多样性；参与度是市民所参与活动的人口规模、比例。

传播感知评价层面有两个评估内容，即感知体验和态度评价。前者考察的是市民对城市实体和文娱活动的体验、感受等；后者考察的是市民的认知态度、价值判断等。感知评价的评估指标涉及认同感、地方感。认同感强调市民对城市文化和精神特质具有的一致性感觉与认知；地方感代表市民对所在城市的情感依附^[15]。

上述有关可沟通城市评价体系的内容对评价层次、内容及评估指标进行了分析，层层推进，连贯性强，是目前关于城市可沟通性或意义网络最全面、详细的评估体系。结合意义网络的传播诉求，市民能够自由、便利地使用、接触城市文化产品，其中既包括实体空间，也包括虚拟空间的便利性。在对意义网络的具体描述和测评中，对基础设施层面的媒介内容少有描述，笔者在对雄安新区市民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中增加了这部分问题。